应该说石原莞尔等人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谁也没想到有了穆函和龙卫军的横空出世。
可是在穆函发生意外之后，日本关东军的战略仍然是按照石原莞尔的策略来进行的。
不过石原莞尔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莞尔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因为当时的军部并不是激进派掌控。当时的日本军部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甲午战争之后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够，世界形势也行不通。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石原莞尔在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因为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但是在是否全面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个问题上，石原莞尔又和军部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石原莞尔曾说：“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这是令人害怕的。本部认为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这是非常错误的。 “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日本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
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的石原莞尔可谓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但是石原莞尔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至少当时的日军本部是这样认为的。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
不过日军本部做出全面侵华的战略后，日本军部却分成了两派，石原莞尔虽然制定了满蒙战略，但是他却担心全面侵华会使日本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
因为在石原莞尔的战略中发动东北攻势，占领东北是日本大东亚共荣战略的第一步，策动满洲独立是第二步，在做好这两步的基础上，利用满洲的丰富资源，不断壮大日本的实力，继而发动南下战略，等时机成熟时占领南洋诸岛，谋取英美法的殖民地，最后实现整个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占领，才是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主要措施。
1936年石原莞尔主持修订了《国防国策大纲》，其主要思想是：“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俄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俄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其实在后世看来，石原的战略无疑是高明的，对z国也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战略准确地抓住了矛盾各方的心理，苏俄的主要精力在欧洲，在远东它是求稳，美英的主要利益在南方，它乐见有人在东北挡着苏俄。这就可以使日本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及较长的时间来经营东北，使其成为日后全面侵华的后方基地。
而他的对华战略主要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也就是说：挑动在西北的国社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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