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之见如此，如何决断，唯请主公定夺。”
杨行健大摇其头，道：“否也，否也。沈阳以北的蒙古部落，壮丁早被纳哈出征用一空，剩下些老弱病残，我有何惧？辽西则不然。诚如刘大人所言，得辽西，我军便可进逼大都。然而，进逼大都容易，退守惠和怕就难了。”
“为何？”
“数月前，有一次军议，也曾稍微谈及辽西的形势。吾记得姚公当时曾有言道，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适才陈大人也言道刘太保三路北伐失利之事。当其时也，汴梁最盛，三路北伐，军马何止十万？耀武扬威，其势汹汹，投鞭黄河，为之断流，最终却竟然失利。缘其何也？无它，‘木秀于林’之故也。
“设若我军攻占辽西，南下大都，旬日可至。则我立成鞑子的头等大敌。设若李察罕与孛罗倾军来战，我奈之何？刘大人，请问你计将安出？……，是所以，吾说进逼大都易，退守惠和难。前鉴不远，岂可覆辙？”
他们两方，一个说“洪公言道”，一个讲“姚公言道”。邓舍心中一动，往姚好古脸上看了看。姚好古神色不动，待杨行健、刘世泽的辩论告一段落，徐徐言道：“臣以为，打辽西，不可取。我军方得海东，正该韬光养晦，实不可强作出头之鸟。”
“然则，姚先生是同意打沈阳了？”
“打沈阳，臣以为似乎亦不可取。”
“为何？”
“陈大人刚才提到远交近攻。此诚不二之真理也。但是近攻的方向，却不能放在沈阳。打沈阳的弊处，刘大人讲的很清楚了。尤其刘大人所引述之洪公讲过的那句话，臣非常赞同。我海东绝不能驱走一虎，引来群狼。
“以臣之见，对付沈阳，用不着兴师动众，两个办法就足够了。一方面继续要求他每年贡献，耗其财力；一方面常用游军骚扰之，防其坐大。如此二途，双管齐下，纳哈出纵为猛虎，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改做我海东的看门之猫。至于辽西，也可以按照这个办法，一样对付。
“世家宝的实力稍有恢复，我惠和、武平的军马便可以寻其一战。一来借机练兵，二者有沈阳每年的贡献，足可支持辽西作战。不需花费我海东半文一两，达成锻炼新卒之目的。何乐不为？”
打沈阳与打辽西都不行，那么，姚好古看中了哪里呢？
他说出了两个字：“山东。”
正合邓舍之意。
山东富庶、人多，矿产丰富，并且处在腹里的边缘，早为红巾占据。从近期来讲，争夺山东，在蒙元的眼中，不过是红巾的内讧，不会引起他们太大的注意。往远里看，察罕摩拳擦掌，有意山东已久，若被他抢先一步得到山东，就等于关闭了海东出海、进入中原的道路。西有孛罗，南有察罕，海东顿时处在了两路强敌的夹攻之下，其势必危。
要想化解，除了先下手为强之外，别无它策。
陈虎的性格尽管阴戾，为人却不固执。他思忖片刻，承认了姚好古眼光见识的独到，干脆地放弃了打沈阳的想法，改而同意支持。
但是，就有个难题出来了。山东与辽阳，同为宋政权的臣子，无缘无故地，怎么先下手为强？王士诚、田丰肯定不会主动欢迎邓舍去的。所谓名正则言顺，若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实在难以动手。
陈虎道：“李察罕在山西练兵日久，早闻他有攻山东的意图。何不等他动手，然后我军以援助的名义，进入山东？”
邓舍摇了摇头，道：“察罕虽有攻山东之意，但是，他何时为攻，咱不知道。是其一也。他不准备充足，是绝对不会展开攻势的。咱那时去援助，是击其强也。就算获胜，也定然损失惨重。是其二也。
“山东有田丰、王士诚，他们是主，即便到时咱去援助，也只能是客军。海运粮草不便，军队的粮饷给养皆需得仰仗他们，或会受制于人，掌握不了主动。与其如此，不如不去。是其三也。
“故此，如果等到察罕展开攻势，咱再下手的话，为时晚矣。”
邓舍琢磨这个事儿，想了很多天了。各方面面面俱到。群臣诸人皆点头称是，深以为然。
杨行健沉吟道：“此时若入山东，察罕准备未妥当，措手不及，是我之一利。田丰、王士诚彼此不服，互相攻伐，是我之二利。辽东麦熟将即，军粮充足；军队休养两月，皆有战意，是我之三利。有此三利，必可获胜。唯一可忧，不管察罕准备妥当与否，我海东都不可不防。唯一可虑，……，该找个什么借口，插足山东呢？”
是呀，该找个什么借口插足山东呢？邓舍可是才受了燕王的封号，转过脸就去打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群臣默然，皆陷入思考。该找个什么借口呢？
姚好古微微一笑，道：“臣有一策。”
——
1，仿江南行省朱元璋例，在辽阳、平壤、王京等地置行中书分省，以便于地方治理。
龙凤四年，朱元璋置中书分省于杭州。中书分省实际上就是行中书分省。十二年（1366年），罢分省，置江浙等处行中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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