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迹可循的，榆林之事亦然，朝廷的严厉封锁之下，消息闭塞，但通过一些蛛丝马迹，也能够简单地判断出，那里并不平静。
关内道前后征召的兵役、劳役，超过十万人次，成千上万的马车、驼队，装载着数不尽的粮草军械，向榆林输送，而最显着的，就是自赵王刘昉率军北上榆林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间，陆陆续续，有超过五万的朝廷各路官军也踵迹以入榆林。
至于那些背插军旗，骑着健马，飞驰于榆林至东京驿道间的驿卒，整个冬季都没有停歇过，或传令，或上报，或通知，而诸驿，尤其是那些军事驿停，也始终处于连轴转的状态。
消息的封锁，仅仅针对那些层级不够的普通人，但对于大汉上层权贵而言，榆林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即便不能全悉，也多少有些耳闻。
当然，最清楚的，除了剿贼前线之外，就属政事堂了，就是刘皇帝都未必有全方面的了解，他只是适时地查问一番，真正关注着，替他顶着的，还是太子刘旸，而刘旸，对此也一直比较上心。
不过，对于榆林的平叛，刘旸这个太子也十分坚决，没有优柔寡断，没有心慈手软，能够拯溺那数万榆林难民，已经是他努力的结果了，问心无愧，至于其他人，力不能及，自不必强求。
对榆林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这是刘皇帝的态度与想法，但具体怎么做，并不在意。而由赵普提出的这项封锁政策，不得不说，很毒辣，完全是打蛇七寸。
当初，赵王刘昉在北上榆林之后，除了把定边周边的一些叛军以及党项人驱杀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动作，而后直接东进，入驻扎夏州。
其后，刘昉便把精力放在平叛指挥系统的构建、指导思想的建设以及军事准备上。如果说关内，在静默管理下，只是生出了一些弊端，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引起了一些民怨与不安，那在榆林，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势。
平叛从封锁榆林开始，随着刘昉的抵达，在榆林境内，也彻底展开。刘昉往各州县城镇派驻军队，增强防御能力，同时大挖封锁沟，把城镇、据点与广大乡野隔绝开来，军队的重心，也放在抵御叛军骚扰以及保障后勤补给线上。
到二十一年隆冬之际，大汉对榆林的统治，已仅限于夏绥银盐灵这些主要城镇，城镇之外，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似乎将之彻底遗弃了一般，随叛贼
剿贼行营向各官府及全军发布的命令中，直白地写着一句，不使一粒粮、一匹布，流入叛军之手，当然，最终演变成的是，榆林过去需要从外部输入的各项资源，被彻底断绝，尤其是粮食。
榆林的生存条件，本就恶劣，过去也没有经过太精细的开发，汉胡矛盾，也牵扯了发展进程，一直以来，都是通过皮货、甘草、青白盐来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本身农牧业的发展，并不足以满足整个榆林的生存需要。
乱事一发，脆弱的经济体系，就彻底被打破了，叛军烧杀抢掠，裹众作乱，官军严防死守，驱逐限制，一个冬季过去，整个榆林，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衰败下来。
刘昉进榆林之初，不论是盐州的袁恪，夏州的李继迁，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叛军，都警惕异常，甚至做好了全力应对一轮浩荡进剿的准备。
像袁恪，由于大本营明湖乡距离定边太近，干脆放弃，向北转移，想要把官军吸引到党项人的活动区域对付。
结果，抛足了媚眼，官军根本不为所动，刘昉的目光更是没有放在那些叛军身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天气逐渐严酷，随着官军一系列的调整展开，即便再愚钝的人，也都反应过来了。
官军的手段，实在太毒辣了，进军平叛，剿杀的只是造反的叛军，而如此封锁，对付的却是整个榆林境内的人口，不论胡汉。
此前，各城官府，还能收容一些主动来投的汉民百姓，也予以一定保护与救济，等各城的封锁沟挖成，这条生路就断了。至于向南逃难，见机早，走得快的，还有生还的希望，慢人一步者，也逃得没得逃。
进入二十一年十二月后，在大部分官军眼中，除了依附于城镇的那些难民以及一部分杂胡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叛贼。事实上，榆林并不是全境皆反，但是，官军这边，已然如此定性了。
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可怕的，人要生存，需要吃饭，需要穿衣，但是，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下，在如此坚决的禁令下，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力，都已经在事实上被剥夺了。
被困在榆林的胡汉人等，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在官府把生路断绝之后，要么等死，要么参与叛乱，与官府作对，如果被剿灭，那还是死路一条。
当然，对于这些后知后觉有从贼之嫌的人，官府并不是完全不给机会，早在之前，刘皇帝就曾说过，提叛贼头颅投官者，可免死。
而这一条政策，将贯穿整个平叛过程。
普通的汉胡平民，在这样的浪潮之中，是极其无力的，一个冬季过去，榆林冻死、饿死、杀死了多少人，谁也不清楚，但是，那些废弃的村寨，横躺的尸体，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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