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自罗定兴兵以来，因无根据之地，周士相又坚持以流寇裹挟方式壮大军队，故而军中一切（兵员、粮草）靠得都是劫掠及从清军手中缴获。德庆、高要、新会数场战斗下来，太平军获得了足以维持全军半年之需的粮草，但缴获的食盐数量却并不多。食盐稀少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太平军沿途所经府县并非产盐区；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清军早就对食盐进行了严格监控和封锁。
清军对食盐的封锁致使太平军所经地方并无大量食盐涌入，百姓只能定量购买。通过这种方式，清军有效避免了大量食盐涌入这些明清反复争夺的地区，以免食盐这种战争物资落入同样缺盐的明军之手。
若是太平军能够继续沿袭之前周士相所定方针一路裹挟劫掠而去，单以太平军现有人员而言，自然是不必害怕缺盐的。但是占领新会后，周士相为避免太平军转进香山遭到优势清军的阻截，转而决定依托新会诱使广州清军主力攻城，从而通过这座连李定国数万大军都无法攻克的坚城大量消耗广州清军有生力量，使得南进过程变得相对轻松。
这种战略构单从太平军本身条件来看，显然是符合太平军利益的，毕竟太平军只是一支由众多人员或自愿或不自愿构成的军队，靠着先前的几场小规模战斗才让全军凝娶了一定战斗力。这点战斗力遇上小股绿营兵自然可以一战，可一旦遇上拥有骑兵的广州清军主力显然就不够看了。
况且太平军不单单是军队行军作战，还随军携带了大量老弱妇孺，在缺少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携带如此多的百姓随军，自古也就两种人会干，一是流寇，另一个就是土匪。二者的下场大抵也差不多，从未听闻有成大事的。便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初起兵时做过，可一旦规模变大，他们也转而弃了这种裹挟方式，进而朝精兵强将道路发展。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和已转变成为南明主力的大西军就是这些精兵强将的余脉。
裹挟发展的弊端，前后两世为人的周士相如何不知，可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将太平军的规模变得更大，变得可以朝精兵强将道路发展，直至困守新会，太平军前营五大营合有战兵人数不过两千余众。这么点兵力不说放在全国了，就是放在广东也是毫不起眼，根本左右不了明清局面发展的。若不是新会城实在是被清军自个修得太过坚固，就凭太平军这点兵力早被清军吃光几回了。
圭峰山一战，数千老弱妇孺的死亡已经太平军上下敲了警钟，周士相骑虎难下，裹挟的调子是他定的，也是他一手推行的，总不能现在就把后营当包袱扔了，然后率领前营轻装直奔香山而去吧。他若这么干了，第一个不服他的就是手下这帮军官，须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后营都是有家小的！
这世上又有多少能够狠得下心学那闯王身边大将刘宗敏般，杀妻灭子豁出身来闹“革命”的？！
人肯定是不能随意丢弃的，将来就是进军香山总要图谋发展，想要发展自然就得有人力，没有人力，又谈什么发展？
因而在不能彻底解决广州清军对太平军南进过程造成的危胁，周士相便不敢放弃新会全军转进香山。
战事的演化和周士相设想得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清军在前后发动了两场大的攻势外便偃旗息鼓，转而采取围城的办法对付太平军，这让一心想借助坚城大量杀伤清军的周士相颇是遗憾。
遗憾之后也只能面对现实——清军的长期围困让太平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盐就是其中之一。
被围困的新会城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从外界获得食盐，围城的清军统帅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这家伙虽然日后造了康熙的反，但周士相可没异想天开的认为这家伙现在就对“大清”有反心，能看在同是反清一脉的份上往城里送盐。
围城的清军也都是广东清军精锐人马，不仅有两个藩王的汉军旗人马，还有广东总督的督抚标兵参与，广东绿营可以抽调的精兵也半数扎在了城外，这些领军的将领都是大清的铁杆“粉丝”，根本没有可能有想和太平军暗通曲款的人物，想要从他们中找一个德庆守备唐三水出来比登天都难。
无法从外界获得食盐，城里这近万人天天都要吃盐，就算不保证后营和那些新会百姓们天天有盐吃，可前营拿刀拿枪的总要有盐吃吧，那些被强迫做苦力的俘虏也得象征性的给一点盐吧，要不然人走路都打飘，哪来的力气干活？
七月上旬宋襄公将公库现有盐货做了个统计，然后周士相就召集诸将和各营营老商议，定下了食盐分配制度。这个分配制度和水井的分配办法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先保证军队用量，其后才归后营。
诸将和各营营老对眼下的局面都清楚，粮食也好，水也好，盐也好，都是要先尽前营的，要不然没了这些拿刀的守城，老弱妇孺还不是转眼就成了清军刀板上的肉，任他们祸害，任他们荼毒。
即便这样，公库的存盐也撑不过半月，为此周士相还是本着集思广议的原则让大伙想办法，有人提出办法，可以在茅坑四周刮一些硝盐出来熬煮着吃。这个提议让周士相想到后世红军在井岗山上时，似乎也因为缺盐，而在茅坑周围采集那种附在墙壁上的硝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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