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因五华山的皇宫尚未修建完毕，永历帝朱由榔便携王皇后暂居于黔国公府内。
深夜，外面更鼓已经敲了几次，朱由榔仍未就寝，而是在书房里望着御案上一封封奏疏发呆。
御案上除了有内阁刚送来的几份奏章外，另外还有一封大学士文安之从四川发来的奏章。
内阁送来的那几份奏章都已经票拟，朱由榔也都一一看了，阁臣们的处理意见都较为合适，司礼监也批了红，对此，朱由榔没有不同意见，明日这几封奏章便可以交由六部处置。
让朱由榔发呆的是大学士文安之的那封奏章，这封奏章和四川局势有关。
移跸昆明以后，由于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等人的拥戴，使得永历朝廷基本稳定了云南地区，但贵州和湖南西部却控制在孙可望手中，此时要打开局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东出广西、广东；一是北上四川。
东出两广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为永历政权获得足够大的地盘，更可以同闽浙沿海的拥明势力取得联系，使得永历朝廷能够得到更多的兵马、钱粮支持。然而东进两广，则意味着必须由晋王李定国亲自统兵出征，倘若没有孙可望的威胁，李定国自可再次挥师东进，但现在孙可望已然在贵阳誓师征讨李定国，这使得李定国根本不能在这个时候率兵东进，必须留在昆明应对孙可望的威胁。
晋王不能东征，东出两广的战略便只得放弃，反复权衡之后，朱由榔和李定国决定派蜀王刘文秀出兵经营四川。
刘文秀曾率部经略过四川，对四川情况十分熟悉，因此他派部将威宁伯高承恩统兵五千由云南进入四川雅州，同时归他调遣的另一支主力由征虏左将军祁三升任总理全川军务，会同援剿后将军狄三品、平虏营总兵杨威、怀远营总兵贺天云、监理重庆屯田总兵郑守豹等统率兵马进至嘉定府。
刘文秀则亲率本部兵取道建昌、黎州、雅州到达洪雅县，在该县境内的千秋坪建立蜀王府统一指挥四川明军。
祁三升、狄三品、杨武都是原大西军的战将，部下各有万余人马，三人也都是拥戴永历朝廷的。再加上蜀王刘文秀在原大西军将领中的声望仅次于孙可望和李定国，故而由他指挥四川战事，朱由榔和李定国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刘文秀此次出兵四川当取大功。
然而，在川中已经数年的大学士文安之却上奏称朝廷不应此时派蜀王刘文秀出兵经略四川。
文安之认为现在朝廷的最大敌人是孙可望和他手下的驾前军，若蜀王领大军入川，则势必驻节地不能离云南太远，以免孙可望一旦反戈内向，救援不及。
再者，蜀王率领大军入川必须选择社会生产破坏较小，基本上能够就地解决明军粮饷的地区，这注定蜀王部不能深入川中太深。只有解决了粮饷来源，蜀王的大军才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逐步向成都、重庆一带推进，从而达到北攻保宁，东联夔东十三家，大军出战湖北的战略设想。
现在的情况则是后方孙可望威胁未去，蜀王就率大军入川，一旦孙可望兵进云南，那朝廷为了稳妥起见，肯定要召回蜀王和他手下的大军，如此一来，蜀王此次入川意义便不大，徒费钱粮人力而矣。
文安之在奏章中再三强调朝廷必须在解除孙可望的威胁后再考虑入川事宜。
文安之同时安慰永历帝，说虽然驻在陕西汉中的吴三桂部已经到达保宁和清四川巡抚李国英会师，但清军却短时内无法夺取四川。为了证明他的判断，文安之将缴获的一封清四川左布政使庄应会奏疏一并送到了昆明。
庄应会在这封发往北京的奏疏中提到在川清军粮饷全靠陕西挽运，而清军所占川北—隅合计钱粮征额每年止五千一百五十余两，各文官俸薪每年共该银八千余两，一年赋额不足抵各官一年俸薪。
文安之认为，正因为粮饷困难，吴三桂、李国翰部在保宁战役中大败蜀王刘文秀军后不仅没有乘胜南下，反而只留下四川巡抚李国英部留守保宁，全军返回陕西汉中就粮。尽管清四川巡按郝浴主张收取成都平原垦荒屯田，以蜀粮养蜀兵，可是垦荒屯田除了需要足够的兵力保障地方安定，还需要先投入大量粮食、种子和耕牛、农具作屯田之本。
郝浴的主张虽然可行，但是清廷为此要投入的兵力和财力却是一个无底洞，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吴三桂虽然再次兵进保宁，但粮饷困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故而清军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进犯川中的。
清军面对的问题同样是明军面对的问题，既然两方都受困于钱粮，文安之自然倾向蜀王部不应大举入川，毕竟保宁的清军没有后顾之忧，而永历朝廷却有孙可望的虎视眈眈。文安之请求朝廷能即刻下旨请蜀王刘文秀班师。
反复阅看文安之的奏章，朱由榔犹豫了。
派蜀王刘王秀入川是他和晋王李定国一同定下的大政方略，也得到了朝廷上下的支持，现在文安之却说蜀王入川并没有意义，这让他心下很是困惑，不知道文安之的意见是对还是错。
倘若文安之的看法是对的，那蜀王大军入川可就真的得不偿失了。晋王一直在他面前保证他可以应对孙可望的驾前军，可万一晋王挡不住孙可望的驾前军，是不是真的就要召令蜀王班师救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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