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马安民将惠州府城连同各县人丁田亩数报了上来，计有丁口28万7000余人，实有人口77万余。
这数据是顺治七年惠州清丁查户时造的册，这些年广东连年兵灾，省城广州和潮州都被屠了城，可是惠州受的兵灾却是不大，只崇祯末年苏成农民军起事时袭扰过几县，以后也一直在是惠东活动，对惠南、惠西影响不大。这一方面得益于惠州地理位置特殊，没有广州和潮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得益于惠州明朝官员“识时务”，他们早早降了大清，这才使得清军没有在惠州大规模屠城，间接保存了惠州元气。此点从布政使司统计的广州人口就能看出，广州现在十几县人口加在一块，连同招来的流民不过50几万，而惠州一府却有近80万，由此也能看出清军对广州的破坏有多严重。
吴六奇进攻惠州和太平军东征时的战场也主要是在陆丰和碣石卫一带，因此百姓死伤不大。不过这份人丁的黄册还是有些不准，至少绝对不如广州所做的那般通彻，周士相估计被各县士绅地主隐瞒下来的黑户人口当也有几万。
钱粮田亩这一块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但总体而言马安民报来的数据还是有七成可信的，毕竟在马安民这些官员眼里，那些人身依附的佃农似乎也算不得丁口，更休提地主的田地了，所以无法苛求他们。有一点可以肯定，以马安民为首的惠州官员和当地士绅大户肯定有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便是太平军的敌人，是影响太平军在惠州开展建村设乡，发动一切人力钱粮资源抗清的绊脚石，所以必然要对他们动刀。
动刀之前则必须瓦解整编和当地士绅有所勾结的惠州兵。韩朝宗、王大林等人将惠州兵的实际情况报了上来，计有兵丁9500余人，内中督标老兵和顺德营兵只余1200余人，其余都是原先的惠州营兵和招纳的土匪，这些人也是良焉不齐。
周士相命成立第七镇，从惠州兵中选5000余人编为两旅，又调投降的归德兵和南阳兵余部加潮州营兵连同一些青壮编为一旅，以韩朝宗为甲旅旅校，南阳总兵张超为乙旅旅校，调第四镇旅校、原辎重营副营官崔豹为丙旅旅校。三旅补充到位后，周士相命胡启立为第七镇镇将，归德总兵刘忠为副将。
如此安排也是相互制衡，胡启立虽是镇将，可韩朝宗已唯周士相马首是瞻，自然不可能再跟随胡启立反乱；南阳总兵张超原本就比胡启立这个广东绿营督标参将官大，资历老，屈身于他之下任个旅校已是委屈，听命打仗能，跟着做乱是想都别想的。真要做乱，张超恐怕头一个想的是要胡启立听他的，而不是他听胡启立的。
丙旅旅校崔豹是罗定时就投太平军的老人了，对周士相忠心耿耿，又如何会跟着胡启立反乱。副将刘忠和张超一个性质，二人难兄难弟实在是走投无路才降的太平军，济度一死，他哥俩和蒙古人一样都是没了退路，只能跟着太平军走到底。太平军越是能打，越是强大，他们的命就越能保住，将来说不定还能捞取比在清廷那边更高的官爵，所以让他们再做乱，简直是想都不用想的。
基本上太平军内所有降将都是和刘忠、张超持同一个念头，便是蒙古人也是如此想，没办法，谁让他们已经上了太平军这条船。太平军这船要是沉了，可想而知清廷会如何对付他们这些背叛者。这一点蒙古人更害怕，简亲王济度可是被他们所杀，其他人或许还有一线活命机会，蒙古人却是一点机会也没有，别人要在太平军沉船时跳水，他们却是要拼命舀水不让这条船沉下去。
第七镇成立后却是不驻防惠州，而是移驻清远。这样一来，惠州的官员和士绅便无法得到惠州兵的武力支持，而惠州由驻防陆丰的苏纳第六镇接管。
苏纳现在可是周士相的铁杆追随者，死在他刀下的满州同胞不计可数，就边广州城也是他献策拿下，论功劳，只怕除了首创之功便是他苏纳了。有苏纳在惠州坐镇，周士相自然不担心惠州的那些官员和士绅会闹出事来。
苏纳下手极其黑，虽没像赵自强一样明目张胆屠城，可在潮州干的事情也是叫人发指的。有次只因附近的寨子袭击了他的人马，致使数名手下伤亡，结果为了报复，苏纳竟将这寨子上下千余人连同老弱妇孺一起屠了，此事让苏纳的汉名“王泰”凶名一时广为传播。
苏纳行事黑，下手狠，且还是个满州人，自然不用担心会和当地的汉人士绅勾结在一起，所以放他坐镇惠州周士相是极其放心的。只待宋襄公那边着手派员接管惠州，便立即在惠州和潮州同时推行建村设乡，更换原有的官吏，能用者，愿意服从布政使司命令的可以留任，那些阳奉阴违，甚至暗地鼓动百姓闹事的则要清除掉。
周士相不需要手下的官都是些满腹经纶的进士、举人老爷，他只需要能够看得懂公文，明白怎么做的人来当官，哪怕他没有功名也可。
甲申以来的惨痛历史告诉周士相，大明朝的那些文官们若说人人都推出来杀了肯定有错的，毕竟忠心为国的也有很多，可要是隔一个杀一个，八成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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