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从前没有这些事？
周士相的回答是话语权。他很明确的告诉郭之奇，正因为把持了话语权，这些士绅才敢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
“什么是话语权？就是舆论，就是说话的权力，或者说控制别人说话的权力。只要掌握了话语权，就能决定谁能说话，谁不能说话，谁的说话能被人听到，谁的说话又不被人听到。有了话语权，哪怕为非作歹，民怨滔天，以致人神共愤，可只要能管他的人听不见下面的话，那他自然就能继续胡作非为。”
周士相起身将湿了的袍子解下，“这些恶绅为何之前一直得不到惩治？便是因为他们在地方有话语权，他们能够决定朝堂上的大人们听到的和下面说的绝对不一样，如此一来，他们自然能够继续渔肉乡里。甭管是明还是清，只要谁承认他的地位，承认他的话语权，他便认谁。连带着，剃发易服甘做满州走狗，为虎作伥，自也顺理成章了。”
“所谓民不举，官不究。试问阁老，那些受害者一无地位，二无财力，三无语话权，如何和恶绅抗争？...从上至下，官既是绅，绅亦是官，官绅一体，互相包庇，这等世道，是出几个清官就能整顿得了，就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的吗？”
“殿下说的，我是听明白了。但我以为，殿下有些偏颇了，毕竟这些劣绅只是少数，大多数士绅还是好的，否则，大明只怕早就亡了。”
郭之奇承认周士相说的不错，地方的士绅地主们是有着极大的权力，他们能够左右地方吏治，甚至还能影响朝堂决策。正是有了地主阶层的支持，太祖皇帝才能在江南立足，最终北伐大都，鼎立大明天下。及至现在，若非江南士绅早期对太平军的拥护和支持，太平军又哪里会迅速安定江南，稳定局面，迎立定武还都。所以周士相在江南局势稳定后，立即翻脸，颇是有过河拆桥之嫌，也难怪那些士人会将太平军视作当年的闯贼流寇。
郭之奇不是连城壁那等事到临头只会烧香拜菩萨的官员，也不是那些清兵来了吓得躲在山里做“遗民”的大儒，更不是平日贪赃枉法，城破之时一死报君王的所谓“忠臣”。对天启以来的朝政积弊，对时局，他有着自己的认知。他更是一个懂得变通的官员，否则也不会主动站出来支持周士相拥立唐王，为天下抗清军民再竖王旗。
士绅不纳粮、不交赋这一大明律并无明文，只是百年下来的“约定俗成”，郭之奇对其危害看得很透。满清能让江南的士绅交粮交税，为何大明不能？没有钱粮税收，军队拿什么打仗，朝廷拿什么发俸，又拿什么维持。若是士绅们仍如从前分文不出，国家事与他们无干，谁来降谁，那么恢复南都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只是为了等下一个甲申之变不成。所以，在周士相明言国库空虚，要在江南发起清欠，郭之奇是支持的。
只是郭之奇没有想到，周士相清欠的力度会那么大，打击的对象会那么广，从原先的征收欠赋演变成了打击江南士绅阶层，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以致于人心尽失，连太傅钱谦益都辞官归乡，不肯再为定武朝廷效力。次辅连城壁也因强烈反对清欠而被迫督师安徽，病死任上。
之后的三案和现在的镇反，都完全超出了郭之奇对于“改革”的认知和底线，更让他生出对周士相的警惕之心，所以他这次亲自前来镇江，就是想问问周士相究竟想干什么，何时才能收手。
周士相却将一堆各地报上来的劣绅事迹拿来给他看，郭之奇不糊涂，他清楚周士相此举的目的，这位齐王显然是想拿这些劣绅来指代全部士绅，从而证明他是对的，堵住那些反对官员的口。
郭之奇肯定不能答应，也断不会就这么被周士相糊弄住，更不能容忍他再继续下去。镇反现在已经扩大到南都，各部官员天天都有人被抓进南镇，要是他真的认同周士相的说法，地主士绅都是坏的，都要加以镇压清洗，那从此以后，这朝廷只怕再也不信朱，而是信周了。
周士相是在动摇大明的国本！
再开明，再有除旧立新、蓄意改革一扫弊端，重振大明之念，郭之奇总是这个时代的文官，所以他不可能赞同周士相的说法。
地主士绅在大明存在了两百多年，在整个华夏存在了两千年，怎么能说扫清就扫清了。哪朝哪代不是君主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何人是士大夫，不就是地主士绅吗！
重用武夫，以武人治国，这不滑天下之大稽么！
周士相现在就是走在悬崖边，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和士大夫为敌，古今从无好下场者！
三大案、清欠以及所谓的镇反给朝堂带来的冲击可是有明一代从未有过的，江南各地的士人对于太平军俨然是失望透顶，否则，哪里来那么多士绅参与暴乱，勾结满清呢。
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首辅看来，他比周士相看得更明白。
如果周士相不乱来，江南士绅如何会顺而复叛？
当然，首辅承认周士相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为了大明，为了恢复北方，但手段却是大大的欠妥。至少，他不应该将士绅阶层全部打成朝廷的对立面。拉一派，打一派，从古至今的位高权重者玩熟了的把戏，这位齐王殿下难道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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