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桅杆上，洁白的船帆吃饱了风，巨大的动力通过桅杆传递到流线型的船身；低干舷，较少的上层建筑，使船的稳性极好，同时较低的重心，便于桅杆高度做到船身长度的四分之三，帆面积也就特别的大。
与这个时代长宽比普遍在2.5～3：1的客舟、防沙平底船、拜占庭圆船和阿拉伯浆帆并用船相比，这艘船采用了1：6的大长宽比，船身显得特别的修长、优美，而且有足够的空间布置三根超高的桅杆；船艏尖锐，像鲨鱼的头部那样向前伸出，水线面微微内凹，航行时能上抬，把波浪劈开；后部逐渐变廋的有倾度的水线，十分协调地过渡到狭窄的圆尾，和船艏、船身中部共同构成了一个最小阻力体。
沿着前伸的船艏，向船正前方偏上的方向伸出一根支桅，支桅与前桅之间拉起四根帆索，加挂着三角帆；前桅、主桅、后桅挂着全帆装，帆面的宽度大大超过了船身宽度，横桅伸到了船身以外，各桅杆除了使用主帆、顶桅帆等大小方帆以外，还有支索帆、翼帆等三角帆。齐全的帆装能够接受各个方向吹来的风，不像欧洲某些大型帆船那种复杂的天幕吊顶索系，这些帆的索系经过优化处理，最多二十个水手就能非常好的操作。
对，这就是人类利用风帆船历史上的巅峰之作——剪式帆船，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劈波剪浪的空心船首，人们普遍认为它的航速已经达到了大型帆船的极限：14节。
这种船型本应在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但现在，它提前六百多年诞生了。
不过要是说它就是一艘血统纯正的剪式帆船，似乎又不太公允。许多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在它身上得到了体现：
中国领先欧洲六个世纪的水密隔舱。这艘船分隔了七个隔舱，如果其中一个进水，船只仍能继续航行；如果两个隔舱进水，这艘船还能排水自救；即使运气坏到极处，有更多隔舱进水，也能减缓船只的下沉，给船员足够的逃生时间。
北宋时期发明，英国要等到1800年前后才会使用的可收放平衡舵。风向稳定、长距离航行时，舵板升起，不产生水下阻力；需要快速转向时放下舵板，平衡舵的舵压中心至舵杆轴线的距离小，所以转舵力矩小，能够非常轻松的操控航向。这样的舵，既能适应远洋航行，又能在台湾海峡风急浪高多险滩的复杂海情下灵活自如。
穿在大毛竹筒子里的绳索和滑轮组，让船长可以站在船头视线开阔的地方，转动舵盘控制船尾的舵板。
总的来说，这是一艘中西混血的新式船舶，当然，如果从使用舷侧披水板的纵帆船受中国平底沙船影响的角度看，纵帆船的儿子、纯粹的剪式帆船，本来也带着点中国造船技术的血脉——尽管很淡了。
楚风站在船头，猎猎海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温柔的看着自己的心血之作，眼神就像细细的舔食少女的肌肤。
中学时的校航模队队员，亲手制作过“海上君王”、“胜利”和“赛英皮拉”的大比例木质模型，大学里的机械发烧友，楚风画出剪式帆船的设计图并不令人惊讶。
不多从设计图到船下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水车、圆锯床、滑轮组、缝纫机、车床，要实现这些其实并不难。
公元前八世纪，中国出现滑轮；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出现四十齿的青铜棘轮，不久后又出现了铁质棘轮；公元前后的汉朝，中国有了精确到毫米的钢铁加工技术，如果给工匠足够的时间进行手工研磨，精度还能进一步提高……甚至可以说，楚风只需要提出创意、画出草图，工匠们就能自己造出来，反正用于木器加工的机床，精度强度要求都很低。
只有缝纫机比较复杂，幸好只是用粗大的针去缝船帆，构件可以做得“傻、大、粗、黑”，反正结构越简单越好，只要能用就行。设计的踏板通过皮带传递动力到机身，利用偏心轮把旋转运动转化为往复运动，于是针就能上下刺了。
除了工具，生产组织形式也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在秦朝武器制造业就实现了流水线作业，中国造船业至少在孙权造海船“长安”时就实现了专业细分，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战争的摧残也许是文字记载的失传，宋代造船没有搞流水作业。
王大海他们以前是分作铁匠、木匠、索匠、缝工等工种，但各工种内没有流水作业，比如要做船板吧，就是某工匠（最多带几个学徒），把原木从刨皮、切板一直到安装到船身上去。
楚风改革了生产方式，实现了流水作业。就拿木工来说，首先是负责总装的王大海发下型材尺寸清单，然后根据这份清单，张三叔张福专管切板，于满屯专管车圆、钻孔，还有人负责抛光、上漆，最后交王大海总装上船。
一切行事有清单为凭，若是装不上船，是尺寸差了找于满屯，如果尺寸没错，责任就在开单的王大海。
这样专人负责，既让人专工一项可以精益求精，又能实现责任落实到人，辅以奖惩制度，造船效率自然大大提高。
算上制作机械的时间，整艘船的建造期超过了两个月，但是以后工序熟练了，应该能达到每月一艘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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