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距离太平军从关内班师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时间，而彻底进入深秋最后一波的收获时节了。因此，到处都可以看见堆得老高金灿灿的麦垛和草仓。而在收割后又重新翻过的田土里，也满是挽牛拉车播种冬麦的身形。
相对于这片熟悉而亲切的场景，之前来自长安城里勾心斗角，都仿若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用某只大佬“黑曜圣石”的话说，只有高尚的目的，才能促成高尚的手段，有了高尚的目的，才有无穷的动力。
而不是让原本追求的理想和远大事业，在各种打着权谋、机变旗号的“权宜之计”和苟且手段下，迅速堕落和蜕变成为个人私利张目的工具。
毕竟，眼下太平军已经拥有相对状况良好的农业基础、足够规模的市场和流通货币；有良好的技术指导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充足的劳动力剩余、以及相对丰富的原材料来源。
根本犯不上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再沉溺于营钻这些，明显属于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小实力，才需要出奇行险或是投机取巧、奇巧诡诈的偏枝末节之道。
比如：后世中国品质最好含量在50%以上的大冶铁矿（鄂州），和石碌铁矿（海南），都在太平军的治下。虽然目前只能进行露天和浅层的开采，就连像样点的深井都打不了，但已经足以满足这个时代绝大多数需要了。
目前大都督府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山南到峡江道、再到江东、再到关中的连轴转下来接连用兵不断，让大量社会资源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军事体系运转。
结果，就是社会上开始魔漫开一种轻兵言战的浮躁和激进气氛，乃至有舆论鼓噪说长安即下洛都亦在不远，那平定天下就在眼前之类的盲目乐观了。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资源的偏移效应。除了大都督府主导下的道路、水利和信号塔通讯等主要项目之外，其他地方建设和再生产投入，都不可避免受到紧缩式的影响。
比如，在一些新占领区的屯庄开拓项目当中，所需基建物料和配给工具的生产计划，都被排到了来年乃至大后年去，这无疑是严重不合理的事情。
还有就是大都督府控制下城邑中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职能的配套，也出现了铺设不到位和人手、物资供应不足的好些缺口。正好以沿着湘水、汉水和大江两岸城邑为基准，越是深入内陆出现的问题就越多。
其中，像是用来防治云梦大泽水系和洞庭、鄱阳、太湖流域，围圩造田开拓当中多发的血吸虫病的酒石酸锑，克制农作物病虫害的波尔多液，禽畜防疫的石灰硫磺合剂，野外作业的雄黄水、除虫菊都开始供不应求。
因为随着战后的清户丈田工作，陆续涌现出来的需求远比预期的还大。这也就是太平军政权，决意抛弃了旧有体系和现成架构，在全新的框架之下筚路蓝缕另起炉灶的必然过程和产物。
如果能够对豪强大户等掌握了社会底层的旧势力稍加妥协，那自然就可以省事省心的只求最终结果；而把其中底层人民产生的痛苦和附带损害，当做必然的代价和消耗品好了。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些苗头和问题，都需要周淮安亲自做出表率，以为梳理和整顿、引导眼下的整体发展趋势，重新回归到侧重民生和基建的日常态来。
毕竟，战时体制固然一时爽，但是如果刹车不住的话，自爆掉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君不见以虎狼之师扫平天下、统一六国却二世而亡的秦帝国，骨头都不知道了烂了多少代。
但是，比较让周淮安有些意外的是，在回归之后太平军治下；却又掀起了一阵进献家学，乃至私人藏书、文著的一阵新浪潮。作为对口的宣教司和大讲习所，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几十部的书著和献文。
自三国南北朝以降的士族门阀虽然已经腐朽堕落，但是多少还是得以传续下来一些东西，也就是所谓“家学”。
代表了这些长期把持和垄断社会中上层的门第和阀阅，所流传下来古代经典的治学成果和为官治政的经验积累。
这也是他们得以在世世代代的以垄断政治资源，又在科举和选官体系内得以赢在起跑线上的凭据。然后这些家学又随着族人四处的开枝散叶和代代出仕之后添注、增补，已然形成一个个相对可观的规模。
只是随着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微之路。待到了唐朝之后这些家学的发展和演变，也几乎伴随这有唐一代阶梯式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变革过程。
比如，正处于初唐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期间，伴随着乡试制度乃是国家扶持的官学盛行一时；乃至州县学官到国子监、太学的体系，成为科举进士的主要正途和优先录取所在。
等到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走向衰微，对于官学的投入逐渐不足而萎缩；于是各种背景馆塾、书院私学开始盛行起来填补了科举的空白。
然而到了晚唐动乱频频，就连这些私学也屡遭丧乱而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又轮到了这些士族门第古老渊源的家学开始重新占据了主流；不过这也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用后使历史教科书上的话说，庞勋、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以不自觉的土地革命暴力，大大打击和遏制了晚唐以来严重土地兼并的趋势，而为五代十国的相对轻徭薄赋的时代奠定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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