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南京城内的大火整整烧了8天，才被一场大雨浇灭。届时南京城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湘军的抢劫并没有停止。直到一个多月后，湘军仍在城内大抢不止，甚至互相劫掠——“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来者，兵勇利其妻财，指为余党，掳其妇女，括其囊箧而去”。这时连曾伯恒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
湘军可以说把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也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天堂，“江宁财货尽入军中”，以致曾伯恒沦为天下所指，弹章丛集，曾伯函为了保护他，只得上奏说，经严密搜求，洪火秀并无积金。奏章一上，朝野大哗。实际上曾伯恒所得极丰。南京城破后，曾伯恒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闪烁，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项珠”。不久，曾伯恒被迫引病辞归，并遣散所部湘军吉字营25000人。
直到不久前，赵烈文去南京，所见仍是“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教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既言“金陵永穷”，则金陵自乾朝立国200余年来、圣平天国10余年来所聚财富都去了哪里？民间俱认被湘军掠去无疑。既言“扛抬什物出城”，“担负相属于道”，则此无数所掠之物何去？除了被湘军官兵随手挥霍的以外，其余的大多数恐怕都被辗转运回湖南了，运回湘乡的自当不在少数。湘军中“惟知掠夺”的几员大将，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肖孚泗、张诗日等，无一不是湘乡人。连曾伯函也抱怨说：“元符（曾伯恒的字）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
当时的湘军确已腐败不堪，各将帅仅凭吃空额、克扣军饷就已大发其财，“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金陵一战，是湘军最大的一次发财机会，也是湘军最后一次发大财的机会，湘军上上下下似乎对此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军官们渴望再大捞一把，士兵们渴望填饱行囊。“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在这一共同欲望的驱动下，湘军官兵在南京上演了疯狂而血腥的一幕，连赵烈文都诅咒他们“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
当时湘军将帅纷纷成为豪富，动辄拥赀数百万，广置田产钱庄。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也以劫掠致富，使湖南凭空冒出许多“军功地主”。而湘乡“军功地主”之多，当为湖南全省之冠。一方面是南京的“贼梳那更堪兵栉，父老吞声敢怨嗟”，另一方面是湖南的“今日羽林郎，昨日卖菜佣。跃马大道上，煜煜何熊熊”。金陵永穷，而湖南暴富，湘乡尤富。尽江浙之富以补湖南，倾金陵之财以填湘乡，中土近世历史上一次空前的财富大转移就这样被湘军官兵在血泊中完成了。
此次湘军完成的财富转移，是从东南富庶地区流向相对贫困的中部地区，从东南沿海沿江的繁华都市流向湖南闭塞的山乡。如此流向的财富大转移，在中土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此前此后发生的历次大规模财富转移，几乎都是由相对贫困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其结果是加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此次转移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可称之为“逆向转移”。
湘乡人通过暴力手段迅速聚敛财富。但是，由于湘乡的文化准备和经济准备都极不充分，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财富，湘乡人似乎手足无措起来。他们大多缺乏使财富升值的手段，而是囿于小农意识，或求保值（如盖房、置田等），或随意挥霍。
湘军屠城掠夺财富是一种群体行为，不能简单的算到曾伯恒一个人的头上，但在这场掠夺大竞赛中，以曾伯恒为首的高级官员显然是最大的赢家，督抚将帅，统领营官，无不满载而归。相比之下，一般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成果”就少得多了。
此外，在数以万计的获得官职和军功的湘乡人中，几乎有一半人在战争中倒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来得及参加进攻金陵之战。他们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同乡，又成了事实上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说“湘乡暴富”，只是指湘乡拥有的财富总量急剧增加。这批急剧增加的财富，绝大多数集中在从战场归来的高级官员手中，分配到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手中的并没有多少。至于那些在战争中亡故的人们，他们的家境就更加凄凉了，甚至连抚恤金也被克扣（湘军最初规定每名阵亡者给抚恤银60两，后减为3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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