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李绍泉“斥责”后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国海军各舰管带，以及洋员顾问，在刘公岛海军公所内召开机密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为了安排好后路的防御工作，使主力舰队能够解放出来，根据宜邝和李绍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龙威”、“平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天津大沽口，协助陆军防御，巩固渤海湾内的防务，“保京畿无虞”，又派“龙武”、“清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上海，确保长江口的安全，然后调集“扬威”、“扬武”、“超勇”、“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旧式装甲巡洋舰和“济远”、“抚远”、“致远”、“靖远”、“海容”、“海琛”、“海筹”、“海煦”等大批巡洋舰专门组成护航舰队，为商船队护航，他本人于次日率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宁远”及鱼雷巡洋舰“建骥”、“建勋”、“建业”、“建中”、“建鸿”、“建鹄”、鱼雷炮舰“建威”、“建安”、“海鲲”、“海鹏”共15艘军舰以及“福龙”、“福虎”2艘鱼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斩获，以消弭清流主战派的口实。从意图上看，仍然并不想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发生交锋，而是想集中己方优势力量，寻机歼除弱势的敌方舰船，以达到逐步削弱日本海军的目的。鉴于日军兵锋向平壤、大同江一线推进，日本联合舰队军舰也屡有出没，乾国舰队于4月1日抵达大同江口外海，但并未发现日舰踪影，2日派出“建威”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同江内仔细侦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乾国舰队主力军舰驶出威海基地的次日，4月1日清晨，威海湾内警讯大作，海湾外竟出现了29艘白色的日本军舰！
如同乾国海军出巡其实并不是主要为了寻歼日本军舰一样，日本联合舰队在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行动，也并不像日本民众想像的那么如狼似虎，意气风发。自丰岛海战偷袭乾国运兵船失败后，担心乾国舰队大队会出海决战复仇，日本联合舰队采取的却是一种略似乾国的守势战略，整个舰队主力收缩在朝鲜仁川一带沿海，来往于朝日之间，忙于充当陆军运兵船的护卫而已，并不敢轻易北进与乾国舰队主力接触，这也是乾国舰队几次出巡没有遇到日本军舰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久以后，日本海军的战略突然发生了转变。频繁在烟台、威海两地间活动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递交了战争以来的第11号报告，在这份主要针对海军战略的报告内，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乾国海军的情况，判断乾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献策日本联合舰队应该立刻放弃株守朝鲜近海的思想，改为“突入渤海海口，以试乾国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和这份报告提出的作战思想异常巧合的是，3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召集全舰队舰长会议，布置了攻击乾国海军基地威海的计划。21日上午，由“小鹰”、“第七号”、“第十二号”、“第十三号”、“第二十二号”、“第二十三号”等6艘鱼雷艇，以及“快风丸”号鱼雷艇供应舰组成的鱼雷艇部队率先从朝鲜大东河口锚地出发，高速驶向威海。“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山城”、“扶桑”、“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武藏”、“金刚”、“和泉”、“大和”、“葛城”、“天龙”、“赤城”、“大岛”、“爱宕”、“亩傍”、“摩耶”、“鸟海”等本队、第一、第二、第三游击队22艘军舰随后跟进，整个联合舰队几乎倾巢出动。
21日午夜，联合舰队先头的鱼雷艇部队因为航速较高，首先到达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头附近海域，随后隐蔽向威海湾东口航进，意图潜入威海湾，利用黑夜掩护，向港内的乾国舰队发起偷袭。6艘鱼雷艇航行到扼守在威海湾东口海中的日岛附近时，被乾国海军的巡逻小艇发现，港内警报大作，火箭冲天，日岛、刘公岛、威海南帮炮台乃至蚊子船，以及因为锅炉存在故障，留守在港内的“超勇”号装甲巡洋舰纷纷鸣响大炮，开火射击，乾国海军的枕戈待旦由此可见一斑。在乾国海陆的炮火声中，日本鱼雷艇队认为已经失去偷袭的条件，担心遭到损失，返航退往位于北纬35度51分，东经126度91分的隔音岛锚地。
在鱼雷艇队之后出发的联合舰队大队军舰，继之于10日清晨到达。“松岛”等本队及第一游击队主力军舰停泊在外海待机，而由“金刚”、“大和”等第二、第三游击队的二线军舰以单纵队向威海湾东口进攻，意在以二线的军舰作饵，将乾国海军主力诱出威海湾后进行突击，上午7时零3分，日本舰队与威海海岸炮台开始交火，由于发现威海港内没有乾国海军主力踪影，只看到“超勇”和几艘蚊子船，炮战至上午9时30分左右，日本舰队撤退，双方射击时距离过远，均未有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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