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问题是，明朝的统治者缺乏现代金融知识，他们只是把白银当作一个很方便的管理工具，没有想到白银和粮食是不同的——它不是消费品，而只是一种货币，代表的购买力随时随地都在变动！
——无论在江南还是在塞北，一石粮食都能让一个人吃上起码三个月。可如果换成一两银子，在江南和塞北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可就是天差地别了！
举例来说，财政白银化的改革之后，农民从原来的把十石米运到边境交给军队，改为上交相应价格的白银，政府拿了白银再去买大米给边防军队。表面上看，前后好像一回事，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按照程序，河南、山东等地农民按照当地一石米五钱银子的价格缴纳赋税。然后这些银子被朝廷送到边境。可是边境市面上没有那么多粮食，米价势必上涨。五钱银子肯定买不到一石米，军方的利益无形中被损失掉了。更为严重的是，以前的前线军队都囤积粮食，白银化改革之后，大家都认为，有了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没有必要囤积粮食。边疆一有战事，军队要出击，必须临时购进大批粮食，导致粮价飙升。平常五六钱一石的粮食，到了这个时候会涨到每石三两白银！结果军费开支无形中变成了原先的六倍。而给朝廷官吏发工资的麻烦更多，北京城里每到朝廷官员发俸禄的时候，粮食、蔬菜等日常必需品就价格大涨。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专门颁布规定，有一部分人拿了俸禄之后不准在市区买菜，要跑到郊区去买。
上述这些情况，还只是短期的物价波动。至于长期的物价变化趋势，则更加令人担忧——自从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瓷器、丝绸等特产的渴求，欧洲人从美洲发掘到的金银，还有日本岛上挖出的银矿，都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其总数至少高达几亿两之多，相当于一轮规模巨大的量化宽松。
但奇怪的是，尽管几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导致货币数量翻着跟头往上暴增，但明朝的商品价格却依然常年低位运转，没有引起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朱元璋时期，江南一石大米的价格为两钱五分白银，折合铜钱二百五十文，明朝中期才涨到五钱银子，这个价格接下来又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直到万历末年之前，除非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江南的大米价格从未超过每石一两。而其他食品的价格也不算太贵：鸡肉每斤四五文、猪肉每斤七八文、香油每升十文。一两银子就能让一户人家办流水席了。
同样是一两银子，在万历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治下，其实际购买力差了十倍都不止！
由此可见，尽管晚明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但明朝的货币流通量和商品数量依然常年保持着协调——很显然，在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海外殖民的情况下，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爆炸性提升。、
所以，如果物价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一个：大部分白银并未进入市场流通，而是被封存了起来——虽然大明的贵族、官宦和富翁，都知道白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但出于中国人喜欢攒钱的本性，更多的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各位老爷富户们，每年的进项若是有富余，要么拿去置办田产，要么变成了银锭藏起来，根本舍不得花出去。比如山西晋商就曾经把白银铸造成几百斤重的大银块，储藏在地窖里，号称“鬼见愁”（小贼摸进去了也偷不走）。即使是普通人家，有了银子也多半都是藏起来备用。
于是，天文数字的白银，就这样沉睡在官宦勋贵和地主士绅的府邸里，无形中充当了调节货币的中央银行，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有限，保持了大明物价的稳定，也保持了白银比价的坚挺。
但这种虚假的物价平稳形势只是暂时的，到了天启年间，百年不变的物价终于开始了飞速上扬。
——自从万历末年女真兴起的萨尔浒大战之后，大明天下开始变得纷乱起来。明末小冰河期的自然灾害随之降临，大幅度地减少了粮食产出，而货币数量却并未减少，于是粮食价格开始上涨。到了天启元年正月，皇宫贴出告示要选妃，引起民间一阵恐慌，为了不让女儿被太监抢入紫禁城，一股紧急出嫁的风潮席卷北京。要结婚就要置办东西，摆宴席用的酒水鱼肉立刻成了紧缺货物。仅仅一个月之后，隐藏已久的物价通胀破土而出，日用品价格一飞冲天——从这时开始，北京城里的一两银子再也买不到一石米了。
由于此时市面上的白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商品数量，所以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引爆了整个帝国经济体系。这一过度的市场反应很快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整个市面上的所有货物，从粮食到布匹，从土地到房屋，都开始了全面的价格上涨。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那些手里屯着白银的人——银子不值钱了！怎么办？当然是火速抛售脱手，囤积粮食布匹之类的消费品，结果就是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使得银价愈发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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