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里这份电文，当然不是专门为了恶心王爵帅而发，而是石星川旅的叛变，给段芝泉提了醒。如果鲁军不管不顾的进了湖南，可能第七师，也要叛变了。
唐天喜袭杀马继增后，两支部队打成乱战，张宗尧鱼翁得利，大量吸纳溃兵。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却有一个半师，近三万部队。装备精良，部队有大量北洋六镇老底子，颇有战斗力。
乱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张宗尧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是也并非一无所能。其父本就是淮上的捻匪头领，张宗尧生长于这样的家庭，很自然的，就学会了父辈的本领，也学到了父辈的习气。
简单说，就是胡作非为，目无王法，但是很能打。在陕西惹了大祸，随即又能被李秀山保护起来，并非单纯的靠关系办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确实能带兵打仗。以带兵而言，李秀山反不如张宗尧。
在袁慰亭死前，因为财政的压力，除了山东这种富省以外，大多数地方部队兵饷已经很难保证。张宗尧靠着游走于制度边缘甚至是干脆放抢的手法，让手下的士兵可以有军饷拿，可以填饱肚子，在这个时代，就有些士兵愿意跟着他干。是以，他的部队凝聚力虽然不能与鲁军比，但是也并非一盘散沙。
靠着吞并友邻部队，吸收地方上为非作歹的泼皮，以及散兵游勇，土匪武装，张宗尧的部队规模渐渐扩大。他有着一种属于匪徒的敏锐，更早的意识到：乱世来了。旧有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只有枪杆子，才能决定一切。
当然，单纯依靠枪，也不是长久之计，他还需要靠山。很幸运的是，靠山并不难找。因其安徽籍贯，加上手头的势力，使他很容易地搭上了段芝泉这条线。在段成为总里后，立刻以重礼馈赠，背李秀山而投皖。
虽然段芝泉门下颇有些力量，但是对于张宗尧这种能打仗的部队，肯定不会排斥。不但将他之前的罪行一概免除，连带他招募的部队，也有了编制，还发了军饷，并补充武器。对南作战开始后，张宗尧主动请缨，一家四兄弟挥师杀进了湖南。
这种行为，既可以看做是报效，也可以看做，是为自己打地盘用。虽然名义上的督军是傅良辅，但是这个窝囊废，根本不在张宗尧眼里，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架空这个督军，取而代之。
这么多部队，肯定要有一块地盘就食，报着打天下的心态，张宗尧部作战远比其他北洋军勇猛。乃至傅良辅做了逃督军，范、王两师退出战斗之后，张宗尧几乎是靠着自己一个师的力量，生生挽回了颓势，将南军一点点又推了回去。
他刚到武昌，就发过杀敌致果，甘之如饴的电报，其后的行为也与他的电报一样，以制造死亡与恐怖闻名。湖南百姓原本因吴子玉驻岳州时军纪严明，对北洋颇有好感。可是自张宗尧入湘，对北方的态度，就彻底改变。
民间的反应，京城里看不到，或者说根本不在意。段芝泉看到的，是其杀戮百姓战功赫赫，屠戮同胞势不可当。尤其是在前线一片反战败退声中，第七师一支独秀。让他感到，这种部队才能称上嫡系，只有嫡系，才值得重用的感觉。为了表达重视，特意委任其为湘、鄂、苏、豫四省剿匪督办，作为酬佣。
猛虎插上翅膀，盗贼挣脱牢笼，为害更烈
张宗尧对总里的信任，以忠诚回报。上任不足三月，号称剿匪数量已超十万，仿佛他所在的地方，到处都是匪一样。于是，反对张宗尧的乡绅，拒绝缴纳赋税的农民，都成了第七师的战功。至于真正的匪，反倒穿上军装，从无制服土匪变成有制服土匪。像是湖广土匪中素有恶名的毛思忠，摇身一变，就成了张宗帅义子张继忠。
大批的土匪成为军人，军饷开支，就成问题。后来，共合人才内阁的发起人，熊掌摇铃熊凤凰曾发电报责问
“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外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除去盐利、纸钞，张宗尧将土匪的本色发挥到极限。盗卖湘矿、纱厂，将教育经费削减大半，还搭发一分不值的纸币，后来干脆将教育经费全部提充军饷，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教员也枵腹从公。
长沙学校，普遍驻兵，兵士喧宾夺主，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燃烧。
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宗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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