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渊阁出来，冯紫英有些失望。
看样子叶向高还是有些顾虑，胆魄上欠缺了一些，而方从哲则还是老一套，更倾向于从节流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冯紫英不清楚柴恪和杨鹤二人给叶向高或者方从哲有没有去信，除了公函外，私人之间的信函往往更能代表真实意图，而皇上那边一环也是极为重要。
当下的朝廷几乎是跛脚朝廷，阁老不齐，六部尚书不是等待致仕的就是尸位素餐的，要不就是像方从哲这样兼着吏部尚书的次辅，可以说真的是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中，而真正想要干事办事的中坚力量却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在冯紫英看来，哪怕是李三才都一样是有些能力的，或许他在观点上未必和诸如齐永泰、乔应甲这些人一致，但是起码也是能做事的，总比这种什么都采取拖和敷衍的情形好。
永隆帝也想做事，但是却受制于太上皇的态度而不敢过分表现，以免引来不必要的猜忌，被义忠亲王得利，但这样修修补补拖拖沓沓的惯性前行，只能让大周变得更加虚弱。
之前冯紫英也和老爹探讨过此事，老爹的意见也很简单，那就是拖，拖到太上皇龙驭宾天，永隆帝真正掌握大权之后，再来计议，在此之前都只能得过且过。
现在老爹躲到了榆林去了，心里也就踏实了，说话也就轻松了，反正不在京师城里，随便太上皇、皇上和义忠亲王他们几位怎么折腾，都牵扯不到他了，至于说朝政事务那是文臣们的事情，和他这个武将无关。
可老爹可以不管不问，但是冯紫英却不能坐视不管，尤其是柴恪也对自己寄予厚望，希望自己能就此发挥作用。
但今日的公开问询汇报是显然没有多少效果，方从哲根本半句不提，或者就是柴恪根本没有给他写信，对开海和举债一事根本不知晓。
而叶向高很含蓄的提了一提朝廷的难处，却没有明确说如何解决。
当然也许人家觉得不合适和自己说这个，自己在人家心目中就是一个代表柴恪回来汇报的工具人而已。
马车缓慢的行进在街上，坐在马车里的冯紫英有一种说不出的憋屈感。
这年头就是这样，你就算是想要做一件事情，那也需要各种辗转曲折的去游说和打通关节，没有哪个官员愿意舍弃自己利益而奋不顾身的去做对朝廷有益的事情。
现在西征平叛大军还等着朝廷拿出解决方略来，但是看看这两位阁老的暧昧态度，再看看朝廷中对此事的反应，冯紫英都觉得心凉了半截。
这些人当叛乱爆发时一个个如热锅上蚂蚁，慌得一比，可形势一旦好转，就立即恢复了原状，不紧不慢，安步当车，反正前线还有人顶着，至于说会变成什么样子，嗯，那等到乱子出来的时候再说吧。
不过叶向高和方从哲对冯紫英的个人表现还是极为称赞的，估计是柴恪和杨鹤在信中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表现，比如出草原说服卜石兔，到甘州说动刘白川反正，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功劳，而且带有相当风险，没人能抹杀。
朝廷会给出什么样的奖赏，估计还要再议，不过冯紫英相信不会差，起码观政三年自己可以节约两年了，起码能弄个翰林院编修，没准儿还能弄个修撰。
叶向高回到自己府中便接到了门房来报黄汝良来了。
“坐，明起。”没有多少客套，叶向高便径直把黄汝良让到自己书房中。
黄汝良也不客气，直截了当地道：“进卿兄，情况如何？”
“唔，子舒的信你也看了，子舒让此子回来，估计也是有意要让此子从中斡旋，齐永泰和乔应甲，一个是北直名臣，一个是山西士人翘楚，基本上就能代表着北方士人中相当大一部分声音，若是他能劝说齐、乔二人支持，那么开海就大有希望。”
叶向高和黄汝良早已经在开海这个问题上探讨过无数次了，江南士人对于开海的态度虽然大体上都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是这内里仍然很复杂，一些人并不希望朝廷彻底放开，而是倾向于选择一二特定地点作为市舶司驻地，而且在海商选择上也更为严格，并且希望继续免商税。
这些人都和现在那些个走私大海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他们既反对全面放开海禁，但是又不愿意继续现在的海禁政策，毕竟现在的海禁政策始终主动权掌握在朝廷手中。
去年乔应甲和杨鹤联手在浙江的盐政风暴就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只要政策不改，朝廷随时都可以再任何时候采取动作。
这些把柄始终都掌握在朝廷手中，犹如杀猪一般，养肥了，而猪又不太听话，那么就随时可以动手，让你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余地。
毕竟海禁是国策，你违反国策，证据把柄被朝廷拿着，哪怕是再有厚实的人脉关系，都一样无济于事。
“西北战事走到这一步，若是再继续这样下去，朝廷财力定然难以支撑了，连中涵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还是一味寄希望于节流，可现在朝廷又有哪一块还能节流？”
叶向高长叹，目光中也有几分忧虑。
“我何尝不知道这要开海会引来多大风波，朝廷从此就会多事，不得安宁，但是与节流相比，我始终认为这开海之策只要能运用得好，便能很大程度缓解朝廷拮据状况，再不济，开海也要比皇上再不断的新增矿监税监强吧？起码闽浙沿海数以十万计无田无地的百姓能以此谋生，不至于飘落海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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