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心里动了一动，接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涌上心头，这样她更睡不着了。
直到清晨，李又佳才积攒起一点睡意，迷迷糊糊地睡去，中午时醒来，她发现抽屉里的安全套又少了一只，只剩下三个了。
她咬着嘴唇，愣愣地看着它们。后来她干脆把它们拿出来，摆放在桌面上。
绿色的包装在藕荷色的台面上很扎眼。
她拨通了鲁健的手机，鲁健的态度和颜悦色的，甚至带有一点讨好，李又佳问他在哪里，他停顿了一下，说当然是在海南了，还能在哪里？她说我当然知道你在海南了，我是问你在做什么，鲁健尴尬地笑笑，说准备陪着客户去吃饭，然后又叮嘱了几句注意身体，他过两天就回去之类的话，就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她忽然觉得刚刚好像不是与她结婚三年的丈夫，而是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着些无关痛痒的话。窗外层层叠叠的黑云低低地压过来，天地间刮起铅灰色的风，她感觉有点冷。
当天夜里，她没开电视，合衣躺在床上，还是冷，她想自己可能是发烧了，蒙蒙胧胧间那个窸窣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她爬起来打开灯，梳妆台上的安全套又少了一个，剩下那两个挨在一起，看上去甚至有点孤零零的。
她愣了一会神，捋了捋头发，伸手把手机握在手里，她的手有一点抖，她想控制但又控制不住。
她拨了鲁健的电话，一个机械的女声用朗诵一样的声音告诉她，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
第二天下雨，一整天都没有停，下午两点多，她撑一把黑色的雨伞下楼，站在楼下，伸手打一辆出租车，司机在后视镜中看着她，问她去哪，“南山街”，她低声回答。
鲁健的公司就在那条街上，雨水顺着车窗流淌下来，窗外的街景模糊不清，就像是人哭的时候透过泪水看到的那样。
她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盯着那个写字楼小区的门口，六点多，她终于看到鲁健的黑色凌志车从门口慢慢拐出来，滑进了亮得像镜子似的街道。隔着车窗玻璃，鲁健边开车边打着电话，那张笑着的脸在李又佳眼前一掠而过。
李又佳觉得外面的天空就是这个时候忽然黑下去的，她望着眼前那杯渐渐冷却的咖啡，感觉自己正坐在白天和夜晚的交界线上。
此后的两天里，梳妆台上剩下的那两个安全套也依次消失不见了，都是在夜里，每晚消失掉一个，李又佳没有看到它们消失那个瞬间是什么样的，它们就像是被人撕下来，然后一下子消失在空气里。李又佳已经不愿意再去打电话验证什么了。
次日黄昏，鲁健提着行李箱走进了家门，微笑着出现在了李又佳面前，就像每次回来时一样，他又消瘦了一些，显得疲惫不堪。
他脱掉西装，换上拖鞋，懒散地靠在沙发上，用手不住地敲着大腿，像个孩子似的朝着他的妻子抱怨出差的劳累与艰辛。
李又佳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闯进她家里的陌生人，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同一时间，城市另一端的一个高档小区里，一扇墨绿色的防盗门正在被敲响，敲门的是一个穿着黑色套装的年轻女人，她手里提着个白色的塑料袋，要把她的礼物分发给那些丈夫经常不在家的女人。如果他们在外面偷偷撕开了一个这种东西，它们中就会相应地消失掉一个。如果它们能够保持永不消失，那么这个女人就该庆幸自己找了个不错的男人，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男人虽然稀少，但还是有的。
不安的感觉是从搭上这辆卡车开始的。
自打半个钟头前坐上这辆车，第娜便隐隐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
驾驶室里一股怪味，那是种令人窒息的腥臭，迫使她一手掩住口鼻，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脚下的座位底下塞着一条鼓鼓囊囊的黑编织袋，塞不下，还探出小半截，那股味道就是从里面倾泻而出的。第娜曲着腿，尽量避免让牛仔裤的裤脚碰到上面，她认定袋子里肯定不是什么美妙的东西，她是个爱清洁的女孩，对不干净的东西，她总是敬而远之，要不是在这荒郊野岭，眼看着天也快黑了，她宁愿下去走路。
开车的男人也透着古怪。第娜从后视镜中偷眼打量他，男人黑瘦，眼睛很深，看人的时候目光直直的，不像是人，倒像是一条蛇，那种黑色的环蛇。第娜心里凉丝丝的，仿佛真的有一条蛇盘踞在她身边，她全身都绷紧了。
两面都是山，正被西沉的太阳渐渐投进阴影中，快要落山的夕阳仿佛一个通红的枪眼，汩汩流着鲜血，把半天染得一片猩红。
第娜把头探出窗外向后面的车斗里看，李保侧身对着她，缩在一角，他的头发被风吹得向后脑勺背过去，样子有些狼狈，第娜看到他不时伸出一只手搓一搓脸。
她喊：李保。
李保回过头冲她笑笑，那张脸虽然被风抽打得有些发白，但难掩帅哥本色。
第娜喊：要不咱俩换换，你进来坐会，我到后面去。
李保摇摇头，做了个不要再说的手势，很洒脱，然后又笑笑，自顾自转回头去。
这是种甜蜜的拒绝，代表着关怀与好意，第娜心里暖暖的。虽然这次十一假期的旅行不太顺利，但因为李保的存在，这些不顺利就有些不值一提了，而且说不定会转化成另一种收获，第娜隐隐有些莫名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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