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是家刻本，即名家名人自刻本。
宋代的文治之所以能冠盖历朝历代，与朝廷比较重视教育，大力奖赏刻书的风潮，有着比较重要的关系。
像毋昭裔（后蜀刻书家）的后代毋克勤，就是因为捐献了《文选》和《初学记》的书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为刻印书籍发了财，据说家累千金。
再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因进献了自己编选的北宋时期的诗文总集《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大量银两和绢帛。
这也就造成宋朝出现让鉴定师头皮发麻的各类“家刻”本。
这些家刻本往往制作精良，用墨考究，编辑、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考异，详审精确，绝对是宋版书中的精品之作。
这本书面前，李承整整花费了四十分钟，朋济明同样头大无比，他也没能准确鉴定。
现场有人说是宋本，有说明本，又有说敦煌本，还有说是唐本，唯一没有人说是赝本。
李承眉头越皱越紧！四十分钟鉴定，竟然只得出一个结论——非宋本！也非后人伪作。
他的眼睛盯着亚克力牌上的拦标价，两万夕元，这价位给的，也让人淡疼！
说是宋本或者宋代之前的版本，这价位低了很多，黑市价十万夕元还差不多；若是明本或者清精品本，这价位又是市场价，明显不符合黑市小拍的拦标价低于真品市价的规则……
不对！
自己疏忽了！
为什么不去考虑元本？
元代书籍，很少有人去研究，也少有人去专门收藏，很多人潜意识认为，元代书籍质量一般，这还真是谬论！
元代统治者虽然出身蛮荒，对于刻书、印书却很注重，早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兴办官方刻书。太宗八年1236年成立编修所，在平阳立经籍所，编辑、印刷经史书籍。
据《元史》记载，元代的皇帝时常亲自下令，刻书印书，尤其是皇帝特别感兴趣的经史著作一路行省，散放民间。
如大德三年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将译为蒙文的《孝经》进上。
武宗诏谕此乃孔子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群臣。
仁宗喜读《大学衍义》，认为治天下，仅此一书足矣。遂命将《图象孝经》、《烈女传》同时刊印。
延佑五年大司农进苗好谦撰《栽桑图说》，皇帝非常赞赏，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即命刊印一千部，广散民间。又如：泰定二年还曾刻印《救荒话民》一书，于各州县颁行。
这是二十四史中《元史》有关元朝皇帝与刻印的记录。
想到元代藏书，李承脑海中立即想起元代刻印书籍的特点：黑口、赵体、无讳、多简。
黑口：就是粗大黑口，墨色和排版毛糙，这是元代古籍最大的毛病；
赵体：这更好理解，多以赵孟頫字体为标准体；
无讳：避讳是丝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但元朝他们的汉文名字全系音译不是汉字的原初意义，所以元代的避讳除御名需避讳外余皆不变，此点也成为鉴定元刻本的重要依据。
多简：是指元代的书刻多用俗体和简体，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确定以八思文为国字，在这种情况下，对汉字书写和刊刻就要求不那么严格了，夹击斜刻，简体字也比较容易，因而在原刻本上就表现为俗体字多和简体字多。
这是鉴定元代古籍的最常用几种方法，但并不需要全部都要遵从，譬如字体！
元灭宋早期，赵孟頫还不出名，而当时元代所占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还受宋版书籍影响，刻印书籍时多用柳体或欧体，并无赵体一说，但“黑口、无讳、多简”的特点已经有了！
盯着这本古籍的两页内容细细看了一遍，李承长吁了口气。
特喵的，还真是元代早期云阳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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