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天身为都察院的堂官，自然收到了杨稷为恶乡里的禀报，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杨稷这样继续为非作歹下去，否则势必牵连到杨士奇，于是就让都察院里的监察御史把杨稷的恶行告诉了杨士奇。
可惜的是，杨士奇只是给杨稷写了一封不痛不痒的信而已，并没有对其严加管束，这使得李云天心中感到非常无奈。
公务繁忙的李云天没有精力放在杨稷的身上，他有很多重要的事务要去处理，作为杨士奇的弟子他能做的只能是提醒杨士奇，不能对杨稷采取行动，否则不仅伤害到与杨士奇的感情，同时也会被人看成是忘恩负义。
尤为重要的是他一旦把杨稷给抓了的话将对杨士奇造成严重的伤害，再加之当地的地方官也没有把杨稷为恶的事情上报，他实在不便出手。
在李云天看来，杨稷的事情不仅是国事同时也是杨士奇的家事，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杨稷的事情还是让杨士奇处置为好。
虽然李云天公务忙碌但并没有放弃对杨稷的关注，当年他从倭国征剿倭寇回来后，鉴于杨稷在当地实在是横行无忌，无法无天，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担忧，找了一个机会委婉地把此事告知了杨士奇。
为了使得杨士奇重视此事，李云天建议杨士奇以回乡扫墓为名了解实情。
李云天不仅是杨士奇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杨士奇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因此决定亲往家乡探查。
杨稷知道杨士奇回乡的消息后大为惊恐，像很多天不怕地不怕的权贵子弟惧怕老爹一样，杨稷也非常怕杨士奇。
因此杨稷召集了同党商量应对之策，并作了精心的布置，不仅在驿站内安排人员散布其行善乡里的善举，而且还亲自到百里之外去迎接杨士奇。
两人见面后，杨士奇见杨稷“毡帽油靴，朴讷循理”，一副乡民的普通装束，衣着朴素，忠厚老实，极明事理，不像传闻中的恶煞形象。
而且，再加上沿途听到的都是夸赞杨稷贤明友爱的言辞，以及府县官员们对杨稷的夸赞，因此无形中他心里就对杨稷感到满意，认为李云天所言之事不实。
其实那些府县官员们也是有苦难言，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杨士奇面前诉说杨稷的不是？况且有不少人还充当了杨稷为恶的帮凶，指望着杨稷在杨士奇给其美言几句好升官发财。
至于乡邻百姓，更是不敢到杨士奇面前告杨稷的状，杨士奇是大明内阁首辅，在民间被称之为宰相，百姓们心中对杨士奇有一股莫名的畏惧。
再加上杨士奇是杨稷的儿子，以及府县官吏的警告，百姓们也就不敢惹是生非，在大家看来当爹的肯定会袒护儿子。
等到了家中老宅，放眼望去一片萧条没有丝毫的奢华陈设，杨士奇就更放心了，他岂知道这是杨稷故意做给他看的，杨稷在别处有着豪华的府邸，奴仆成群，生活异常奢华。
在与杨士奇的交谈中，对于有人举报其行恶一事，杨稷谎称他是为了乡里乡亲讨公道，阻止地方官吏的横行不法得罪了他们，因此遭到了诬陷。
另外，杨稷还牵扯上了朝廷上的各方势力的纷争，说还有人是出于忌恨杨士奇权势太盛便借故诽谤他来损害杨士奇的名声。
杨稷信誓旦旦地向杨士奇保证他在家乡一直奉公守法，从没有做出过欺压良善，有违法纪之事，否则的话当地的官员肯定早就已经把他为恶的事情上报朝廷，百姓们也会找杨士奇伸冤。
那些陪同的府县官员自然不可能当着杨士奇的面揭发杨稷的罪行，纷纷表示杨稷奉公守法，为人和善。
由于杨稷巧言令色，再加上地方官员的奉承，杨士奇自然信以为真，认为杨稷受到了别人的陷害，因此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继续为百姓做事，千万不要向那些恶势力低头。
杨稷表面上唯唯诺诺，心中则是大喜，终于把杨士奇给蒙混了过去，顺带着向杨士奇推荐了几名官员在当地的“功绩”，使得那几名官员不久后就升了官，双方可谓皆大欢喜。
杨士奇返回京城时李云天已经启程去了西域，这次的回乡之旅使得他不信杨稷会在家乡作恶，自此听到有阿附奉承、夸赞其杨稷在家善行的事情就非常高兴，反之就面色不悦。
由此一来，谁还敢对杨士奇据实相告杨稷在嘉兴的恶行？于是“子之恶不复闻矣”。
作为内阁首辅，杨士奇一向贤能廉明，处事待人心如明镜，可惜因为对杨稷的溺爱使得他的心神受到了蒙蔽，进而必然护短，而护短则无异于对杨稷的纵容。
《古穰杂录》上说杨士奇“泥爱其子”，这“泥爱”一词用得极精警，陷入“泥爱”泥潭的杨士奇在杨稷一事上变得昏聩糊涂。
其实，李云天觉得李云天在杨稷一事上情有可原，毕竟杨士奇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其精力大不如从前，心智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如果换做杨士奇壮年时得知此事肯定会查个清楚明白。
李云天在西域一待就是数年，回来后又忙于北方卫所的整编事宜等公务，忙得连家都很少回，根本没有精力管杨稷的事情。
如今，杨稷的事情终于东窗事发，被朝廷的言官们捅到了大朝上，使得正统帝派人前去彻查，杨稷这次可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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