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义银是个不合格的君主，太过优柔寡断，太过感情用事。
如果他是一位天朝的皇帝，那将是整个王朝的灾难，因为天朝皇帝的权力非常集中，远远高于岛国的天下之主。
自古以来，有神权，君权，相权。
夏商起始，天朝大地就出现受命于天的天命一说。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系统性的君权神授，确立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和出征打仗是君王的权力，君权与神权在天朝这片大地，早早就被融为一体。
而相权，代表着治理大地的权力，简单来说，就是税收的权力。
千百年以来，天朝的相权不断弱化，逐步向君权低头，最后沦为君权的附庸，跪奏笔录，彻底失去了上古时代坐而论道的平等地位。
天朝的地理特征，就是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力量太过强大，中央控制了这块核心区域，就能拥有碾压周边地区的绝对实力。
再加上治理黄河水患所需要的集中权力，组织安排，导致天朝早早就有集中办大事的文明特点。
君权的一家独大，看似是千百年的逐步发展，但也许从一开始，黄河母亲的特点就已经决定天朝文明注定会走上这条道路。
这是地理特征带来的文明传承，不是以个人思想为转移的。
多灾多难的天朝大地，人民五千年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迸发出璀璨的华夏文明。
君权的集中，是文明的选择。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文明的特色。
如果遇到克己复礼的英明帝王，天朝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力量，主宰东亚地区的一切秩序。
但如果遇到像义银这样公私不分，容易被情感左右的普通人，就是极其糟糕的情况。
权利越大，责任越大，没有那个能力，就不要去扛那个大锅，负重前行的人必须是卷王中的卷王，一般人没有那个本事。
天朝的不幸，是血缘相传的无上君权中，如果诞生了像义银这样耳根软的普通人，就很容易被身边人左右，陷入自我内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通过更科学的选拔办法，脱离血缘传承的缺陷，走向更高级的卷王之路。
俗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明珠集中制挺好的，只要别让人做十五二十年，那就更好了。
义银的幸运，在于他将要统治的土地是岛国。
在这个贫瘠的火山岛，拔地而起的山脉把平原分割的支离破碎，地理特征就不利于集权，自古以来神权，君权，相权就没有集中过。
天皇作为统治者，早早就被藤原家的亲戚剥夺了君权，只剩下神权的威仪，实权很小。
藤原家的摄关政治也没有坚持多少年，关白掌控的君权相权，就被新兴的武家集团逐步侵蚀了。
武家栋梁的征夷大将军开幕立牙，和神权君权挨不上边，勉强用暴力得到了治理天下的权力，只能算是勉勉强强能税收的弱势相权。
等到了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把心一横，干脆屠灭天皇朝廷，断了神权和君权的根基，拔除政治上的隐患。
但足利幕府的统治，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足利将军对外自称明朝附庸的日本国王，对内自诩武家栋梁，是武家集团的带头大姐。
修修补补过了两百年，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用平衡手段维持贵族共和，武家联盟，勉强保住政权。
幕府将军很难集中权力，给予各地军头守护权，其实就是分了相权的收税权力，换取大家对自己的支持。
说武家政权是军政府，一点不违和。以暴力维护收税的权力，缺乏神权和君权对土地人民的底层统治逻辑。
用天朝的话来解释，就是缺乏法统道统，没有政治正义性，无法凝聚国族上下的思想共识，不能用最小的政治成本实施统治。
武家集团只是用岛国十分之一的人口，以暴力形式奴役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维持自己的武家政权。
幕府将军是名义上的首领，武家大名是大军头，地方有力武家是小军头，村落地头地侍是驻扎到村的军队基层，赋税就是拿刀子收。
刀收不是比喻，是事实。
武家下乡收税，和扫荡没什么区别，奉行众去时人带少了，到村里被人活活打死，找个地方一埋。
礼崩乐坏都不足以形容基层的混乱，只能说，大家已经习惯了。
在这片分裂混乱的土地上，义银作为新一代超级大军头，他的权力并不大。
他耳根软，容易被枕头风影响的缺点，危害其实很小。
说到底，就算他表现的态度强硬，严厉执行法度，下面人也会权衡利弊，阳奉阴违，执行不下去就是执行不下去，没法子。
所以，他日常的办法就是谈。
对外用利益谈，对内用身体谈，实在谈不下去，就先打一顿，打完之后，再继续谈。
看起来义银这大领导很憋屈，但比起天朝的口含天宪，一言九鼎，也是有利有弊。
权力不够大，责任也就不大，这就是贵族共和的政治优势。
就像义银被武田信玄抱着孩子，一番柔情蜜意灌倒，许下了让武田家迅速扩张的好处。
但如果武田信玄不能搞定关东侍所大评议的老乡们，她依然是做不成事。
相互制衡，相互妥协，最后达成共识，何尝不是一种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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