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不得不下决心，倒不是他一定要置熊氏外戚于死地，而是武烈侯公子宝鼎逼得他不得不诛杀熊氏外戚。
现在的形势明摆着，中原决战的胜负取决于东南战场的攻击，而东南战场的攻击取决于荆宛军队的努力，荆宛军队是否浴血拼杀则取决于熊氏外戚。
熊氏外戚属于被打击被遏制的对象，目前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荆宛，东南战场的胜负对熊氏本身的处境并没有直接的改善作用。设想一下，如果熊氏努力把这一仗打赢了，帮助秦王政和中枢赢得了中原决战，秦王政和中枢是否就不再遏制他们，不再打击他们，甚至让他们重回京都？显然绝对不可能。
外戚把持朝政，削弱了君王的权柄，阻碍了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前有昭襄王，后有秦王政，都是不遗余力地压制外戚。未来，当公子扶苏做了君王，或者任何一个身体里流淌着楚人血液的王子做了大秦的王，他们都有可能在激烈的权力博弈中，把熊氏外戚重新召回以为援手。
大秦的楚系力量过于庞大。秦楚王室之间有二十一代联姻，所以自宣太后联合其兄弟子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楚系势力之后，楚系力量就无处不在，即便是昭襄王实施“固干削枝”之策，也不过就是驱赶熊氏外戚而已。举刀杀戮就是兄弟相残，就是血肉相残，昭襄王还没有残忍到如此地步。
秦王政也是一样，也是在华阳太后薨亡后驱赶熊氏外戚。不过历史发展到今天，大秦的中央集权制正在走向成熟，秦王政比昭襄王更加忠诚于“法治”，为此他绝不容忍现在或者是将来发生外戚干政、外戚窃取权柄、外戚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事情，所以他要把熊氏外戚连根拔除，把这个隐患彻底铲除。
熊氏外戚就是扎在秦王政心里的一根刺，就是插在大秦中央集权制度上的一把剑，让秦王政寝食不安。秦王政迟迟不愿立储，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后宫的华阳太后不在了，楚国的阳文君熊岳及其所属势力也不复存在了，大秦熊氏外戚也被赶出了京都，怀德夫人和公子扶苏这对母子基本上失去了内应外援，但秦王政在立储一事上还是犹豫不决，就是担心熊氏外戚东山再起，然后依靠庞大的楚系力量卷土重来，破坏甚至摧毁秦王政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好形势。
熊氏外戚当然知道秦王政的心思，他们总不能束手待缚、任由宰割，他们要生存，要反击，而这一次就是绝好的机会。假如他们故意战败于东南战场，或者与楚人暗中秘谋，在东南战场上“演一场戏”，让楚人集结主力于中原，与齐军联手夹击秦军，秦军必定大败于中原，由此必定可以给秦王政和中枢以重创，如此秦王政和中枢自顾不暇，根本没办法去对付他们。等到武烈侯、王翦齐赴中原，大家齐心协力打赢中原大战，完成统一，那么可以预见，朝政必定被武烈侯及其所属势力所控制，臣强君弱，立储也就变得轻松容易了，熊氏外戚即便不能马上返回京都，也为重返京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么一分析，一推测，秦王政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武烈侯是老嬴家的子孙，他的治国理念也是中央集权制，只不过他步子非常稳，坚持在统一前后要“过渡”，实际上与秦王政的治国理念殊途同归，这是秦王政可以容忍并向武烈侯妥协的重要原因，而熊氏外戚的身体里流淌着楚人的血液，熊氏外戚掌控朝政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颠覆国祚，比如田氏代齐，篡取国祚，一个是颠覆国策，大秦不是集权于中央，而是集权于熊氏外戚，最终导致王国的崩溃。
秦王政作何选择？当然是彻底摧毁熊氏外戚，断绝亡国的隐患，牢固君王和中央的最高权威。
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铲除熊氏外戚的机会。
假如这一仗打败了，可以归罪于熊氏外戚，借熊氏的人头挽回君王和中央的威信；反之，假如这一仗打赢了，中土一统，天下尽在掌控之中，完全可以找个借口把熊氏外戚连根拔除，摧毁武烈侯和熊氏的联盟，斩断武烈侯的“臂膀”，就此把武烈侯牢牢压制，让他从此失去抗衡咸阳的实力。
熊氏外戚成了秦王政和武烈侯激烈博弈的工具。
武烈侯试图借助熊氏外戚在东南战场上的作用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而秦王政则一剑砍倒熊氏外戚，让武烈侯的所有谋划灰飞烟灭。
那么，现在派谁去东南战场完成这一使命？谁是秦王政手里的“剑”？
东南战场规模不大，但军政官长们的资历、级别太高了。东南战场上有长沙侯公子高，有武安侯公子腾，有昌平君熊启、昌文君熊炽兄弟，有大庶长杨端和。放眼朝堂，就找不到一个有资格指挥他们的人，甚至就连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人都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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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面面相觑，无不目露难色。
现在看看东南局势，总是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武烈侯。
武烈侯为了实施西南策略，在东南倾注了大量心血，结果大江两岸君侯一堆，将率林立，而且势力构成还极其复杂。仔细想一想，不难发现前年公子高在公子腾和昌平君的辅佐下，毅然开辟东南战场的难度有多大，如果这背后没有武烈侯的影子，没有武烈侯的全力推动，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东南战场的开辟，大秦也就无法在短短时间内缓解那场可怕的中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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