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达到了北巡的目的，但并没有急于返回京城，而是和宝鼎商讨统一前后的诸多国政，从大战略到具体政策，从军事到经济，无一不谈。
秦王政试图了解宝鼎的治国思路，由此确定宝鼎的承诺是否值得信任，继而调整中枢的治国方略。
宝鼎敞开胸怀，把自己所熟知的历史通过这种讨论详细告之秦王政，试图影响和改变秦王政的治国理念。
两个人都有个共识，那就是在统一前后的国策变革中，最为艰难的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如何阻止豪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疯狂掠夺。
从目前的形势来推测，封国会在豪门贵族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强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会越来越激烈。秦王政和宝鼎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就是中央和地方最终会形成冲突，而这种冲突会酿成内乱，所以咸阳必须控制足够多的军队，老嬴家必须牢牢把握军权。
假如不建封国，功臣在统一大战的后期因为要镇戍边陲，必然手握重兵，这样极有可能形成功臣割据的局面。咸阳为了掌控大局，只有妥协，那么分封就会扩大化，规模化，以致于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大秦建封国了，在律法上也限制了封国的权力，但封国远在边陲，咸阳鞭长莫及，律法的执行力度大大减小，不出意外的话，封国会迅速走向咸阳的对立面。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谁敢说父子不会反目？谁敢说功臣不会叛乱？
限制豪门贵族，强大寒门贵族，以世袭制的实施来分裂整个贵族群体，这个作用是暂时的，时间久了，贵族们还是会联手与中央争夺权力和财富。
宝鼎因此坚持“休养生息”的原则，比如在赋税徭役上给国民以减免，在律法上逐渐废除连坐制，在教育制度上改“以吏为师”为学府授徒，在适当机会强行减少胥靡（奴隶），在商贸回易上给予更宽松的优惠政策，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中土国力，让中土国民能够认同大秦的统治，忠诚于大秦的君王和中央，这样即使中央和地方对抗，中央也会占据明显的优势。
秦王政则认为，考虑到统一后大秦依旧面临大规模的持久的战争，在战争大量耗费国力的情况下，中土国力的恢复会非常艰难，所以中央还是要加快集权的步伐，依靠集权来合理调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确保战争的胜利。这种情况下，中央不但要遏制和打击豪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掠夺，也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甚至加大对普通国民的掠夺。
宝鼎暗自叹息。
秦王政和中枢的策略没有错误，统一后谁不知道百废待兴，要与民休养，但形势不允许，北有匈奴人，南有六国余孽和百越人，大秦两线作战，战争是常态，而战争的巨大消耗从何而来？中土的财富是有限的，咸阳为了合理地利用这些有限的财富，也只有集权于中央，以强权来集中财富，分配财富，以便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和稳固庞大的新王国。
秦王政则非常高兴。
宝鼎的治国理念还是没有变化，宝鼎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新王国的稳定和强大，只不过在实行中央集权的方法和策略上比较保守，步子迈得比较稳，这与宝鼎一贯坚持的行险一搏的风格大相径庭。由此可以肯定，宝鼎的承诺值得信任，宝鼎并没有割据称霸甚至蓄意分裂中土的想法。
兄弟两人各抒己见，虽然在很多方面争论不休，但彼此更加了解，重建了兄弟间的信任。
宝鼎已经决定不再过多地干涉朝政，未来自己的主要精力是建设军队，控制军队，做大秦的长城，始终如一地守护大秦，而与豪门贵族殊死搏斗的事情则由秦王政承担。
在过去的几年里，宝鼎已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历史，至于能否拯救帝国，他不知道，但为了确保大秦迅速统一中土，完成统一大业，他必须妥协，必须向秦王政让步，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不干涉朝政来换取军队的控制权，用另一种办法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守护帝国，在帝国陷入倾覆危机的时候，可以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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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返回京城，召集中枢大臣修改爵秩等级制度，在二十等军功爵里重建了世袭制，世袭制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爵秩等级，而且其修改尺度较大。
中枢争论激烈，朝议上文武百官也是各执一词，但秦王政非常坚决，以完成统一大业为借口，断然下令实施。
种种迹象表明，秦王政在离石商谈中，向武烈侯妥协了，而且让步较大。
豪门贵族的推波助澜发挥了作用，秦王政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重建世袭制，那么可以想像，中原决战结束后，武烈侯还会继续胁迫咸阳，迫使秦王政在分封上做出更大的退让。
国策变革正在向有利于豪门贵族的方向发展，这导致豪门贵族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中原决战更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新的爵秩等级制度公布之后，首先在军中掀起了热潮，将士们士气高涨，急切等待着决战的开始。接着各地郡县也欢欣鼓舞，普通国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支持自己的亲人在战场上建立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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