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户大宅邸的厅堂之内，一个面色凝重的老者正在和一个中年人交谈。
“厘定田亩，他真的要厘定田亩？”
“不会有错，公文上加盖了两浙路转运司和杭州知州双重官印。看这个样子，那位高相公是要动真格的了！”
“哼，江南虽然不是京畿，但是士绅却绝不比京畿少，子弟更是都有荫补在身。即便官职小，但也好歹是官宦世家，他即便是在圣驾前宠眷再好，总不成还能够违背太祖的成例，对我等课以重税不成？”
“可是靳老不要忘了，官宦之家不用缴税纳粮固然不假，但是，因进纳而授予的官职却不在此例。朝廷先前是有明例的，又有进纳法，诏以进纳得官者不得为亲民官，不得与常职一般入磨勘，但是，这么多年下来，用各种手段得到实职差遣的又何止一两人？你我又哪里敢说，底下的小辈和远支族人就没有一个出格的？还有，按照律例，我们的田产也是有限的，可一旦清查下来，那么……”
老者终于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深重的忧容。大宋一朝向来厚重士大夫，但是，科举这条路并不是人人都有能力走的，数十年寒窗苦读，也不见得能够一朝金榜题名，所以，家里若是殷实的往往会进纳军粮换来勋级以及官职，江南虽然不比河东河北进纳补官的普遍，但这样的情况依旧不少。
一石激起千层浪，高俅自己也知道这道榜文一下，周边府县必定是为之哗然，但是，他却不得不如此。大宋根深蒂固的官绅基础他是不会去动的，否则，例如李纲这样的官宦后人，例如赵鼎这样的新进士大夫也不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一旦出了纰漏，就是远在京城的赵佶也保不住自己。他要动的，首先就是那些进纳补官的富民豪绅，然后才是那些有不法行为的士大夫。
大宋有律例，但凡进纳补官者，文职不得过从八品承直郎，而且须与百姓一同纳粮，然而，自从神宗哲宗之后，法度逐渐败坏，多有富民设法钻营，从而免于缴纳赋税的。这些人往往被正牌士大夫所不容，在城乡之间往往又自恃财力官职而欺压良善，所以这些人是头一等该治的。一番整治下来，他也可以暂且看看以田亩代替丁口厘税是否可行。
榜文贴出数日之后，他便又下了札子，一下子委了昌化、于潜、新城、富阳、余杭、钱塘、盐官等杭州七县的县尉。而三日之后，吏部的正式文书便到了杭州，正式确认了此事。这还不算完，七县县令同时得令调任他处，一时间，县衙之内鸡飞狗跳，就是往日县官风水流转，我自岿然不动的吏员也颇有些乱了手脚。
包括赵鼎在内的七个进士一上任，并没有如大多数人料想的那样整饬县衙。大宋冗官多半兼领着丰厚的俸禄，但是，真正承担差役的吏员却是俸禄微薄甚至没有俸禄，所以，若是不靠官司或其他事务捞一票，恐怕这些人连养家糊口也难。因此，新上任的六个县尉一个个召见了属吏，除了认人之外便是私底下严加告诫。一番措置之后，竟是比杀鸡儆猴更加有效。
一番大动作之后，厘定田亩便渐渐拉开了帷幕。和人们预想得不一样，这一切进行得极其缓慢，寻常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多大感受，而各种各样的数据却一点点地报到了州县衙门。而所采用的测绘模式，正是王安石曾经大力主张，而蔡京也曾经在主政之后提出的方田法。
多年未雨绸缪，高俅手底下虽然没有什么真正在朝廷上叱咤风云的大才，但是，小才他却养了一大堆。一来他的经济实力足够，二来那些收养的孤儿也已经到了成材的年纪，三来他又有足够的耐性。在他看来，宋朝的军事测绘技术已经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每每遇到民间测绘却是阻碍重重，便是因为小吏扰民兼且上下不分的关系。虽然这一次是自掏腰包，但是，等到六县之内测绘完毕，他便可以设法将此设为一个制度上报朝廷，其他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然而，风平浪静的结果他固然希望看到，但是，别人却并不这样看。当初王安石变法时，免役法青苗法市易法都是声名赫赫，而作为基础的方田法却步履艰难。曾经在开封府推行方田法的结果就是，足足十年只丈量了两个县的田亩，下头报给朝廷的结果是，要想丈量完整个开封府十九个县，至少需要十至二十年。到后来朝堂党争愈演愈烈，于是此事便再无人提起，直到蔡京的方田法被搁置。
明知安抚司的大门难进，因此胡嘉良家中的门槛几乎被络绎不绝的宾客踏破了。起初这些人还是旁敲侧击，最后则干脆直截了当地探问起了高俅的用意，无奈胡嘉良自己也颇感无奈，一来二往只得借病躲避，这更是让人们没了方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连家父子也顺利在杭州程家见到了江南一众富商。
虽说占了一个商字，但是，大宋毕竟以农为本，因此这些商人也全都是大地主，厘定田亩的事情让他们无不焦头烂额，此番见到连建平连烽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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