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北京城的河流，世人首先想起的是大运河。其实，京畿地区最大一条河流是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
桑干河从山西发源，经宣府到石景山分为两股。西面一股经良乡县、固安县、注入三角淀，改名芦沟河；东面一股经武清县、东安县依旧流入三角淀，名曰凤河。
受此冲击，良乡、固安、东安、武清就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平原，土地肥沃，是京城主要的粮产区。
桑干河固然让这一地区变得异常富庶，可每年的水患却叫人非常头疼。因为明朝是有名的国穷民富，朝廷每年光治理黄河都弄得捉襟见肘，哪里还有钱去治桑干河。所以，往年间对于这一地区的水灾，多是充耳不闻，遇到灾民，胡乱施些稀粥，安抚了事。
可是，你视而不见并不能解决问题，从芦沟桥到三角淀一带的河堤年久失修，已经不具备基本的水利功能，鬼知道大水灾什么时候就不为个人意志为转移到来。
今上刚登基一年多时间，皇位未稳。如今，太上皇又还朝，天有二日，国有二主。整个朝廷就好象坐在一口大火药桶上，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被点燃了导火索，将谁炸得粉身碎骨。
景泰帝所需要做的就是将可以可能出现的导火索掐灭，从三角淀地区乃是京城腹心之地，若是因为发生水灾，致使大量流民进京，一旦生出事来，被有心人引导，鬼知道会出什么妖蛾子。
所以，景泰帝王就命户部拨出钱款子，着工部修葺河堤。
工部接了圣旨，不敢怠慢，考察了当地河道水情之后发现西面芦沟河固安县那一段的地势西高东低，且河堤实在破烂，且河床预塞得厉害。一到汛期涨水时，怕是要漫出来酿成水患。于是，就有人提出在将芦沟河水引去永清县分流泻洪。
永清这边以前本有一条旱河，是芦沟河的支流，又叫着浑河。只不过，这条河已经很多年不用，早已经废弃，现在正好拿来使用，却是方便。当然，河道也需要开挖，如河堤这种基本水利设施还是需要修葺的。
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原来，因为这条浑河已经几十年没有注水。就有人将河滩地占了，改成农田。这次浑河通水，必然要给他们造成一定的损失。这年头敢占河道开辟成农田的人都是大有来头的，其中来头最大的正是明朝的一个亲王，襄王朱祁镛。
朱祁镛的父亲乃是任宗朱高炽的嫡五子，宣德四年就藩长沙府，正统元年移襄阳府。此人说起来，却是天子的亲叔叔。因为是幺房，年纪却不大，今年三十有六，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
按照明朝的政策，亲王们少年时要住在皇宫之中，可一成年满十六岁得了朝廷册封就得出京就藩。
这个襄王早年极受仁宗宠爱，就藩的时候在赐给他大量京城的宅子、田庄，再加上他又是个懂得经济的。去了湖广之后，操持南北货物往来贸易，所获之利巨大，二十多年下来，遂成大明朝的首富。
古往今来，这人越是有钱越是不肯放松，越是不肯放松越是有钱。
见浑河河道土地肥沃，襄王府索性都占了去。
地方官考虑到他身份尊贵，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次朝廷治理桑干河，要重新朝浑河注水泻洪，襄王府自然不肯。不过，这事因为是天子亲自下的旨意，又非常重视，襄王府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琢磨着在活动活动，看能不能请朝廷改改计划，泻洪的时候桑干河水不用从他们所的河道那边通过。
这次水利由工部负责，明朝的藩王按照制度不得干预国政，去找他们人家肯定不会给面子。
于是，王府就独辟蹊径将主意打到礼部祠祭清吏司头上。
原来，明朝有一整套严格的国家祭祀系统。如开挖河道这种大型的水利工程，在动工之前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祭祀神灵，再勘察风水什么的。礼部说可以了，才能动工。如果说不可礼仪，就得再议。
既如此，襄王府就撒下大笔银子来祠祭清吏司活动，看司里能不能向朝廷进言，将即将开挖的泻洪河道朝南面挪他六十里地，绕过王府所侵占的土地。
礼部祠祭清吏司的人得了王府的钱，有畏惧他们的权势，有心卖这个人情，就促成了此事情。如今，开挖泻洪河道的工程马上已经开始了，工部的人正在丈量土地，只等资材备齐全就大干快上。
可问题又来了，泻洪河道若是北移六十里，淹的只是襄王府一家的田庄。而且，那些田庄本来就是浑河的故道，又是他朱家的。而南移六十里，却要毁掉万亩农田，至数千百姓流离失所。
在中国古代可没有拆迁赔偿一说，你的私产因为国家工程被征用，也只能怪自己倒霉。想要因为拆迁而暴富，做个拆二代在威权政治的暴力机器下纯粹是黄梁一梦。没遇到这种情形，也不知道有多少百姓破家灭门，成为路边饿殍。
当然，遇到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朝廷还是会有所表示赈济赈济，以不饿死人冻死人为底限。
襄王府和祠祭清吏司官员为了一己私欲，要害得数千百姓破产，确实恶劣。如果因为生了民变，那可是政治事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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