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无外交，更没资格赢得他国的尊重。
大宋使团进入大同境内后一波三折，还在隆德府服了一段时日的苦役受尽羞辱，但最终还是圆满完成了出使任务，众人没有白遭罪一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国事紧急，完成出使任务后，除了因疾未愈暂时滞留大同的副使景王赵杞外，其余人等皆在太傅楚国公王黼的带领下启程返回开封府。
河东路已经全部纳入大同治下，使团回去的路线便做了更改，由河东路泽州进入怀州，经卫州渡过黄河直接进入开封府。
为了保证使团途中的安全，徐泽特意安排了一个营的兵马护送。
根据两国之前议定的协议，河北路剩余的两州一军都要割给大同，但此时毕竟还未得到大宋朝廷的确认并正式移交这三地，同军不能擅自进入大宋国内。
王太傅有心推辞，又怕正乾皇帝恼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进入怀州后，见到了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众人才明白过来正乾皇帝为何要派军队护卫使团。
田地之中看不到忙碌的农人，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村子也寻不到几个人影。
就连朝廷花费巨资营建的烽堡也没有了戍卒，倒是道旁的树林之中隐隐传来不怀好意的窥视。
王黼虽然不知道怀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却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也不敢去河内县了，直接带着使团一路向东，计划经过修武县进入卫州。
修武县知县倒是没有擅离职守，但城中守军却跑了个干净，全靠临时征召的青壮守城，外面兵荒马乱，城中人心惶惶，大白天都得紧闭城门。
使团需要补给并了解怀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先在修武县落脚。
结果，王黼派人去叫城门，守城的青壮看到使团背后军容严整的同军，竟然会错了意，直接开城投了降。
怀州很快就要交给大同，投不投降都一样，王黼没心情管这桩乌龙事件，赶紧找到知县询问缘由，方才知道这段时日因传言造成的大逃亡。
其人在隆德府待了那么久，自是知道兵变早已被控制，但仍不敢久留，在修武县稍作调整后，又赶紧启程前往卫州。
卫州倒是没有怀州这么乱，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乱。
使团到达获嘉县就被驻守的宋军拦了下来，不允许同军官兵入境。
同军护卫官兵的主要任务是将使团安全送到宋军手中，并不是攻城略地，任务完成便退回了河东路。
但等王黼出示印信，要求守军立即送使团过河的命令却遭到了拒绝。
理由是卫州形势严峻，一切重大军政活动必须听从河北路招捉使的统筹安排。
王太傅身居朝堂，却从没有听说过什么“河北路招捉使”。
很明显，这个不伦不类的官职是使团出发后的这段时间才设置的，而担任此职者正是河东骁将李成。
其人因收拢溃卒且挡住乱民入京有功，被朝廷授予河北路招捉使，升官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虽然赵宋在河北只剩下了两州一军，辖区小得可怜，“招捉使”这官职也不是正规编制，一听就草鸡得不行，但李成手下的万余兵马（对外号称三万）却是实打实。
不说李招捉在河东路屡屡阻击强敌，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仅凭这么强大的一支武装出现在与开封府只有一河之隔的卫州，朝廷封其一个右武大夫防御使以安抚其人，无论如何都不过分。
要说李成也确实是个人才，不仅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而且治兵颇有一套。
其人以襄垣县兵起家，号令甚严，整个河东南路诸军唯有襄垣县兵能响应宣抚使的征召及时聚齐，就可见一斑。
李成深知乱世之中手下军将方是立身之本，不仅治军严，而且对麾下兵士结以恩义。
诸如临阵必身先，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行军若遇雨雪与兵士同淋等等，其人均是无师自通，深得古之名将邀买士心之手段。
效果也看得见，襄垣县四营兵马始终追随其人，辗转至卫州时仍有千余人。
正是靠着这些人为基干，李成才能通过收编、笼络、结盟等手段控制其余各地兵马，还得到了孔彦舟、傅庆等俊才的投靠。
孔彦舟乃是河北路相州林虑县人，因父母早亡无人管教，少时便流落街头，整日与一帮泼皮无赖混迹市井之间。
同舟社接管河北后，相州的土皇帝安阳韩氏没多久就在内斗中分崩离析，引发相州政治大地震，原本与韩氏利益相关的白、黑和灰色势力均在同舟社的打击下遭到了重创。
共建会组织建立起来后，泼皮无赖们生存的土壤被逐步铲除，往日营生做不下去了，孔彦舟等人不得不另谋出路。
其人原本想参军，却因为年龄太小同军不收（彼时孔彦舟还不到十五周岁），又吃不了种地的苦，只能靠打临工兼偷鸡摸狗勉强度日。
后来，孔彦舟在雇主家行窃时被撞破，因害怕同舟社刑罚而暴起杀人。
由此，其人在相州待不住了，只能偷越国界，辗转逃入河东路泽州境内聚众为盗。
孔彦舟仿佛天生就是吃盗匪这碗饭的，很快就闯出了名声，逐渐在太行山中站稳了脚跟，接连收拢了数百亡命之徒。
不仅如此，其人还极善审时度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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