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良臣不是心血来潮要和杨镐谈论在辽东推行“移风易俗”一事，他是有目的的，因为，他需要得到来自文官系统的力量支持。
不论哪朝哪代，推行哪个政策，都需要具体的执行者和鼓吹者。
二者不外乎文武。
可太监，在大明朝是独立于文武的存在。
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没听说哪个太监给定了什么国策的。
故而，身为“内臣”的魏良臣受身份所限，根本没有办法跳到前台，他宣扬的再多，世人也只当他是“阉宦邪说”，也只会骂他太监干政。
这叫天然原罪，无关他的说法是对还是错。
那么，为了将来能够顺利在辽东推行移风易俗的政策，魏良臣必然需要有那么一帮子文武官员充为他魏公公的“白手套”。
就如二叔同样有“五虎”、“五彪”、“十孩儿”等文武官员替他摇旗呐喊，替他出谋划策，替他打理具体事务一般。
杨镐和熊廷弼就是魏良臣倾向的未来合作伙伴。
两者有很多地方相似，其一都是进士出身；其二都对辽事熟悉；其三，对建州女真都持敌意；其四，两者的脾气都不好，或者说行事都极为凌厉。
最重要的是，这二者都不是东林党人，且一前一后都成了辽东有名的边臣，同时又都看不惯李成梁，对其在辽东“养寇”政策极为不满。
可悲的是，这二人也同样是一前一后被诛杀。
熊廷弼之死或许有党争因素，杨镐之死则纯是崇祯为了立威，或者为了振奋人心的宣传缘故。
可笑的是，杨镐被杀了，明朝对后金的战绩却是每况愈下，多少个萨尔浒也不及辽东一年又一年的战败，也不顶后金军一次又一次的入关所造成的损失大。
要知道萨尔浒固败，杨镐仍坐镇沈阳，辽东除开原、铁岭这二处邻近建州的重镇失陷外无一失陷，而开原、铁岭的失陷也非战之过，乃是女真奸细内应夺门原因。至于抚顺，更是李永芳投降之故。
即便如此，奴尔哈赤的建州八旗在大胜之后也依旧在黑图阿拉打转，不敢举兵攻打沈阳。惨败之后的辽东明军在损兵折将之余，也依旧对建州具有优势。
北京城万历皇帝对此败也浑然不放在心上，收到战败消息后他没有大怒，也没有追究杨镐的兵败之罪，只让杨镐重整兵马，收拾残局。
只是科道却揪着杨镐不放，三天两头上书，一个个御史如玩命似的要置杨镐于死地，万历终是扛不住只得命将杨镐逮入诏狱。
可惜的是这个时候，万历的生命已经走到最后，他没有来得及对辽东形势作出最新部署时便驾崩了。
随后杨镐下狱，辽东便如多米诺骨牌，瞬间糜烂，这才引出了熊廷弼出关以及其后的袁督师了。
魏良臣认为如果万历能够顶住科道的压力，暂缓追究杨镐兵败之罪，仍使杨镐在沈阳收拾局面，辽事不可能如后来那般眨眼间崩成那般境地。
杨镐不是一个合格的边帅，这一点魏良臣是看的清楚的，结合杨镐的一生，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便宜老师是一个优秀的后勤官。
换言之，杨镐是一个有能力的民政官员，而非带兵的统帅。他的长处是屯田、勾军，组织系统，收拾人心，而非亲自指挥作战。
这一点从朝鲜、从萨尔浒之战便可看出，两次野战，杨镐都败了，说明他缺乏组织大兵团作战的能力。
而萨尔浒兵败之后的辽东局面，则恰恰可以给杨镐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能在辽东发迹，起步也是因为协助董一元做好后勤民政工作，之后也是一直如此，终成朝堂眼中的有名的“边臣”。
可惜，杨镐没有机会。
现在，魏良臣这个便宜学生打算给这个便宜老师机会，不是让他带兵打仗，而是让他发挥自己的长处，做一个最优秀的“白手套”，替他魏公公执行一下移风易俗这个很好的民族融合之策。
杨镐正宗文臣出身，如果他能出面在辽东推行移风易俗，推行蓄发改服政策，那么就会减少来自朝堂和地方的很多阻力。
不要小看杨镐在辽东的影响力，也不要小看其在万历心目中的份量。如果万历真的不看重他，也不会在几年后起用他来指挥大军了。
七年后的萨尔浒之战，不管是否还会发生，魏良臣都希望杨镐能够将移风易俗这四个字扎根心底。
欲灭一国，必亡其史。
欲灭一族，必移其风，易其俗。
战争和杀人是下策，是最后的手段，魏良臣作为一个和平爱好者，他认为移风易俗才是上策。
而这个政策要想在辽东推行，首先就必须得到文官系统的认可和支持。
杨镐可以，熊廷弼也可以。
这二人对于辽事的熟悉和在辽东的所作所为，于当下的朝廷是很有影响力的。尤其是后者刚刚把李成梁拉下了马，虽然这当中有魏良臣的一部分功劳，但若非熊廷弼首参，楚浙等党又如何会齐心协力。
不过这时候的熊蛮子似乎因为脾气坏了事，好像因为棒打生员致死听侯核查回乡去了。他的再次复出和杨镐一样，也等了七年，只不过他却是接杨镐的班而矣。
历史，在今天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两个对辽东，对明朝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双双被劾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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