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别有用心的诬陷诽谤，前右都御史自然要替自己讨回公道，在退朝之前说个明白。
朱慈烺不耐烦地摆摆手，直接插话道：“好了，好了，本宫听多了，也听够了！无一例外，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废话！商爱卿若是还有力气，就留着去山东挖矿吧！若是一同挖矿的贫苦百姓得知商爱卿便是那维护商贾利益，对百姓广征税赋之官，定会对爱卿“热烈欢迎”！想到自家被弄得易子相食，流离失所的悲惨下场，即便不放盐，也会把你们全家剥皮抽筋，撕肉饮血，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如今太仓欠收，百姓贫苦，经济困顿，上无犒军之饷，下无赈济之银！惟有商贾得利，生意动辄百万两之巨，交税百十两敷衍了事，明知相差如此悬殊，爱卿却在竭力为其开脱，真是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这便是做商贾之犬的报应！商贾之犬才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所在，可笑的是，尔等却浑然不知，自我标榜为国之忠良，本宫不除尔等之便是有伤天德！姓于商，护于商，死于商，自作自受，便是你了！送你两个字——活该！”
以为清官就是好官？
那对好官的理解就过于狭隘了！
有些清官明知道这么做不对，就偏偏一意孤行，还用“两袖清风”的美谈来安慰自己。
一个县太爷，在其治下百姓安居乐业，自己捞点倒也无足轻重。
假如全县都一贫如洗，甚至背井离乡，即便是清官，也是死不足惜！
所以衡量一个好官的标准并不是自己贪不贪，而是百姓能不能吃饱穿暖。
这根当老师是一个道理，哪怕老师开豪车，只要学生成绩好，那就有说服力。
一个清官将治下搞得珉生凋敝，那便是危害一方的祸害，必须予以根除！
做好官是一个官员个人能力的终极体现，只是清正廉洁的话，仅仅能证明自律而已。
“本宫未对百姓残暴不仁，反而减免了三饷，远不如名扬四海的夏桀商纣。未曾让饥饿百姓食用肉糜，兴以工代赈之策，又逊于智勇双全的晋惠帝。未作劳民伤财之举，还降低了后邸开销，亦不能与追求奢华的隋炀帝相比。每天都要上朝理政，大臣没主意，本宫还要替他们想办法，活得自然不如宋徽宗那般逍遥洒脱！两位爱卿拿本宫与诸多前朝帝王做比较，真是太抬举本宫了，本宫有你们这样的臣子，真是三生有幸啊！本宫不才，却有自知之明，历朝历代，在十岁登基的皇帝或监国的太子里，本宫学识见解应该位列三甲了！可笑的是，本宫没有受到礼赞与支持，反而遭到无尽的攻击和谩骂！看来即便有明君在世，也敌不过众多居心叵测的亡国之臣啊！我大明若亡，必毁于尔等之手，此乃人祸也！”
老而贪婪，谓之贼也！
你们这样欺负老实人，还是个十岁小孩，不止个人会遭报应，全家都会遭报应！
薛国观听了太子一番畅快淋漓的痛骂，差点高兴地拍手叫好，此番批评之词真是切中要害，大快人心！
若非太子明察秋毫，兼具雄辩之才，只怕今日之有理局势便要被这些自私自利的小人给逆转过去了。
这些人真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即使今日能够留存在朝堂之上，以后也要想办法逐个除去。
商周祚被骂得脸色几变，忽然圆瞪双眼，身子一滞，像是失去了平衡，马上就要栽倒，好在被旁边眼疾手快的同僚一把扶住，才缓缓躺在地上，像是心脏病发作的症状。
群臣总算见到小太子谩骂的本事，不禁侧目观望的同时皆是心有余悸，如此一气呵成的讽刺挖苦，大有万历年间“国本之争”时神宗舌战百官的气势。
只听一面之词，或会赞同其观点，但对照两方说法，便觉得各有道理，才会相持不下，让听者实在难以立刻下定谁对谁错的最终结论。
若要留心观察，太子所言“实践出真知”，可能也有几分道理。光是空口白话，不啻于纸上谈兵，以此种方式辩论政事，终究不可取。
皇帝在位时，每每涉及岁入与边关事宜，群臣便分成两派或数派，互相之间唇枪舌剑，加之口诛笔伐，早已屡见不鲜，相持不下便会不了了之。
正确观点难以实施，错误主张长期横行，便让诸多说法缠绕起来，混淆视听，皇上更加难以辨识真伪，优柔寡断之后只得事急从权。
太子惩处之策抑或过去粗鲁武断，较于皇上显得不近人情，无法令人信服。若非事先加以解释，被群臣冠以曝君之名也绰绰有余。
这倒是其次，因为某些臣子趁着皇帝仙游，在太子监国伊始便而明目张胆地抢班夺权，未免有些襙之过急了。
太子年纪虽小，监国一日便勒令查抄勋贵家产，惩处道貌岸然的陈必谦。由此可以看出，群臣想要立即战而胜之并不容易，绝非手到擒来那么简单。
想要直接硬碰，又不能占据大义或律法而完胜太子，只能落得今日商周祚等人的下场，实属得不偿失。
当年杨涟恐吓天启，直指魏忠贤为恶狼，表面温顺，久必噬主。天启虽仅有二十，却怎能不知杨涟贪恋权力的心思？
商周祚指责太子“仁、义、礼、智、信皆丧”，其内容要么缺乏实际依据，要么触碰了太子的逆鳞，多半为欠妥之词，表面光鲜亮丽，实则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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