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信是曹操写的。
在回信中，曹操先是大大地褒誉了荀贞一番，表达了对荀贞为忠义而无惧生死的勇气的敬佩，接着略微叙说了一下洛阳士人对荀贞捕灭邺赵的议论，凡是清正的士大夫、士子以及太学生，无不交口称颂，荀贞虽然一次洛阳都没去过，他现在在洛阳的名头却是一时无二。
再之后，曹操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洛阳如今的政局。
自今年三月，因刘焉之奏请，朝廷复设州牧后，至今先后拜了三个州牧，一个是刘焉，拜为益州牧，一个是黄琬，拜为豫州牧，一个是刘虞，拜为幽州牧。
“牧”一职，由来已久，据说舜时置天下为十二州，就设立了州牧，又称州伯。夏代时，分天下为九州，亦有州牧，如舜时。
入到前汉，本无此职，前汉惠帝三年，开始派遣御史监察三辅，后在各州俱设监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召回了各州的监察御史，不复再设，然后於元封五年置部刺史，此即州刺史职位的设置之始。刺史不理军政，专以刺举、督察为责，行视州部，以“六条”问事。
武帝之后，成帝绥和八年，大司空何武与丞相翟方进共同上奏，认为“《春秋》之义，用贵临贱，不以卑临尊”，而现在刺史秩仅六百石，“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这是“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因之奏请天子，请求“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获得了成帝的许可。
虽然说何武、翟方进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只是把刺史的名称改为州牧，秩俸提高到二千石，实际的职掌并无变化，但从中央集权的角度考虑，他两人的这个提议却是大错特错。刺史正因为有监二千石太守之权，权力太大，所以才不应该给它高秩，“以轻驭重，以卑临尊”，此本是朝廷的平衡之术，刺史本就权重，再给它高秩，那么在地方上谁来制约刺史？
所以仅仅两年后，哀帝建平二年，便因朱博的奏请，朝廷又把州牧改成了刺史，但没过几年，哀帝崩，平帝即位，王太后临朝，王莽把持住了朝政，王莽好古，遂又把刺史改成了州牧。
前汉时，刺史、州牧互改了好几次，不过不管是州牧也好、刺史也罢，不同的只是秩俸，权力、职掌上并无什么明显的不同。
光武中兴，建立本朝。光武雄才大略，娴明政事，自然不会干傻事，所以他废止了州牧之制，改仿武帝，在除了司隶之外的十二个州重置州刺史，而於司隶则置司隶校尉。这次改动之后，刺史就没再变过，直到今年三月，因了刘焉的奏请，朝廷乃又复置州牧。
看起来，朝廷此次改刺史为州牧是有“故事”可依，是在仿照前汉的故事，——汉室是很重视“故事”的，拿本朝来说，只要前汉或本朝之前有过类似的事，那么实行起来就是“有理可依”、“有据可依”，阻力就不会太大，但是，与前汉的几次刺史改州牧不同的是，这一次刺史改州牧，州牧却是有了在州中的军政实权，州部就此从“监察区域”变成了“行政区域”。
州牧有了实权，上马管军，下马理政，州部成了行政区域，各郡太守均得服听命令，而且因为州牧秩高权重，出为州牧的只能是朝廷重臣，如今年出为州牧的三个人便全是本为九卿，刘焉、刘虞且是宗室，，那么可以想见，州牧到了州部后，威望必也高重，如此一来，若是短暂的实行或许还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和太坏的后果，可如果一旦长期实行，无异是埋下了地方割据的种子。
天子对此大概也是知道的，所以他今年任用的三个州牧里边两个都是宗室，黄琬虽非宗室，却是公族子弟，素有忠名，只可惜，天子对此虽有警惕，却也不过是空费心机罢了。孙坚、桓阶倒也罢了，荀贞却知，随着时局的发展，州牧之势终至不可制，朝廷变得形同虚设。
曹操没有对朝廷此次的“州牧之设”发表意见，只是因为荀贞是豫州人的缘故，特地多说了几句出为豫州牧的黄琬。
说过黄琬，曹操又提了一句：因青、徐黄巾复起，朝廷拜陶谦为徐州刺史。陶谦在中平二年时曾先后从皇甫嵩和张温讨过北宫伯玉和边章、韩遂，知晓军事，故临危受任。
紧接着，曹操便转笔说到了洛阳近期的朝局。
他首先说到的蹇硕、何进、袁绍。
天子信用蹇硕，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然大将军何进也在他的领属以下，但何进毕竟位为大将军，而且又有袁绍等人团聚在他左右，蹇硕犹畏忌之，担忧他会对自己不利，於是与诸常侍共同建议天子遣何进西击边章、韩遂。
天子听了他们的，赐何进兵车百乘，虎贲斧钺，打算诏遣他带兵出京。何进得人暗中送讯，知这是蹇硕和常侍的阴谋，遂奏请遣袁绍东击徐州、兖州的叛乱，说等袁绍回来，他就出兵。
这件事刚发生不久，因此之故，袁绍刚离京都，现不在洛阳，也所以这封回信是由曹操写的。
曹操在写到这一段时，隐晦地写出：蹇硕之所以劝说天子遣何进出京，而天子又之所以同意，并非只是因为何进、袁绍等与宦官存在矛盾，更深层的原因是牵涉到了立谁为皇太子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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