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的风波越演越烈。这件事撕下了“德治派”和“法治派”之间最后一块遮羞布，自此，两派再无顾忌，撕开脸皮互相争吵起来。
有人把它视作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延续。站“法治派”的，赞同变法革新的人居多；站“德治派”，保守派偏多。
只是这一次，变法新党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件无比犀利的武器—律令法度。
随后保守旧党也发现，律令法度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项强大的武器。
规矩先立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目了然，这时再来争辩，就用不着天天引经论据、翻书查典。
这时，中书省的重要性完全体现出来了。
负责集合意见、编写律法草案的中书舍人，负责审议和通过律法的嘉议大夫，在以前属于毫无实权、事杂位轻的浊官，请人来当都不愿意。
意识到真相后，现在各学派费尽心思，用尽人脉，想往中书省里塞人。
可惜现在不是你想塞就能塞得进去。
中书舍人已经满额，几乎被秘书省出身和成均大学奉臬学院、翰林院禹谟馆一脉占据，这些人十个有八个是法治派的铁杆。
“德治派”急了，就拼命想往负责审议和通过律法的嘉议大夫塞人。
这个职位据说有上百缺额，还有足够的空位。偏偏官家又颂下诏书，确定嘉议大夫必须是有勋位爵位者方可担任。
从六品左庶长以上，直到国公、郡王、亲王，自动获得嘉议大夫官职，参与中书省的律法审议和通过。
规矩很简单，你有勋位或爵位，又想参与律法的审定，年初去中书省报个名，然后每次律法的三读审定时，中书省总务局会通知你，按时参加就是。
遵照流程，先分组审议，再审议组审定通过，最后全体审定通过。
通知你三次都不去，今年就没有资格了，明年再报名。
但是这对于大多数名士大儒而言，勋位爵位这道门槛可就要了亲命。
非匡扶社稷之功不可封爵，非益国利民之举不可授勋。
从目前来看，封爵非军功不可；授勋却可多式多样。
除了军功，有老农培训了良种、改进了耕种良法；有工匠发明了纺织良器和军工利器；有医官治病民于大疫...等等数十位获得了授勋，偏偏没有一个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授予勋位。
这让读书人很委屈，偏偏又作茧自缚。
他们一直自诩吟诗作词、妙笔文章是读书人的根本，大家都是读书人，都能作诗词写文章，凭什么你能授勋，我不能？
开始时还有人提议给几位大儒名士授勋，可文人相轻，几番争吵后，诗词写文授勋之路，实际上是被他们自己给堵塞了。
东坡先生这样的谪仙人物被授予光禄大夫勋位，是因为他的诗词歌赋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往北辽西夏、大理李越以及海外卖了五十万册。
这些宋土之外的“荒蛮藩国”，凡识汉字者，必诵读东坡诗词。
这为大宋挣下多大的脸面？所以这光禄大夫勋位，应该给。
可是文人中有几位苏东坡？
不行！这对我们读书人不公平！必须改规矩。
争吵从河北到河南，从秦川到齐鲁，从黄河到长江，读书人扎堆就议论，一议论就争吵。
但是在大宋的心脏—开封城，官民的注意力却被另一场大辨议所吸引。
“赋税改制大辨议”，这是自汉昭帝霍光召集的“盐铁大议”之后，历朝历代第二次由朝廷主持、全国范围的对现行和未来的赋税司会（财经）政策进行检讨的大辨议。
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士大儒六十七人，商贾代表四十五人，工匠代表二十八人，农夫代表三十九人，地方官员代表二十五人，中枢官员代表七人，各大学学院代表二十九人。足足二百四十人。
上来就吵，就如同是两千只公鸭子聚在一起，中间就放了一只母鸭子。
面红耳赤都是轻的，说到火起，四五个干脆不讲道理争论，直接卷着袖子上来物理争论。
主持会议的计部尚书蔡京去劝架，不想受了无妄之灾。官袍被扯破，官帽被打歪，左眼吃了一记黑虎掏心，留下一圈黑眼圈。
最后这五个当众打架的人，被问了个御前失仪，剥夺了辩议代表的资格，赶出会场。
然后又从旁听列席上填补了五位，又重申了辩议纪律，明确了辩议流程，再派出当年敢在垂拱殿上当着哲宗先帝面，跟还是简王的官家大打出手，物理辩论老前辈的章惇坐镇。这才镇住了场子，使得这场大辨议得以顺利进行。
正是因为各方观点鲜明，矛盾激烈，辩论白热化，使得生性爱看热闹的开封市民们争先恐后地跑去嘉议院强势围观。
河北敦舆山之乱延续了二十四日，三天之内被荡平，而后临时法庭组建，在争吵中审理裁定，又花了十余天。
开封城里的“赋税改制大辨议”从敦舆山之乱中期开始，一直到临时法庭审理裁定结束后七天，才结束。
足足开了二十九天，留下了一百三十五万字经过整理的会议记录。
会议结束，各方代表们都不愿离去，他们都在期待着最关键的声音出现—官家对于大辨议的评论。
从第一次会议到结束，官家一直都在旁听，但是自始至终没有开口发表一个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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