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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温阮的答案是“上行下效”。
按照肖温阮的看法，下层官员的品性作风是由上层官员所决定的，上层官员的品性作风则是由皇帝本人所决定的！所以，只要是帝王本人英明坚毅、重用贤臣，被贤明帝王所重用的贤臣也就会随之重用那些清廉实干的下层官员，最终就可以由上而下的改变朝廷风气。
肖温阮担任太子太师之位多年，朱和堉的性格与观念皆是深受影响，从前也一直都是按照肖温阮的教导而行动的。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处处碰壁、事事不成。
赵山才的答案，则是“用之有方”。
按照赵山才的说法，朝廷里既有贪官也有贤臣，乃是帝王的权衡之术，一味重用贤臣不可取，一味重用贪官也不可行，有些事情还必须要那些不折手段、没有底线的贪官才能办成，一个英明的帝王就应该放大臣子们的长处、压制臣子们的害处，这样才能造就王朝盛世，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肖温阮过世之后，朱和堉就陷入了迷茫期，赵山才的出现就好似让他寻到了指路明灯，他的想法观念也逐渐被赵山才所改变，这种改变略显缓慢，却一直都在持续着。
但这般改变的最终结果，却是众叛亲离、权势大损。
与赵俊臣达成结盟之后，朱和堉也忍不住向赵俊臣询问了同样的问题。
而赵俊臣的回答，却是与肖温阮、赵山才二人截然不同。
赵俊臣的答案很悲观，他认为官场上贪官污吏的出现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不仅是吏治问题，更还是人性问题，甚至是世人所共同造就的社会环境问题，无关于制度与国情，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但赵俊臣随后又表示，明朝在思想教化、选拔渠道、官纪监督等方面都做得很差，吏治之弊虽然是不可能彻底根除，但还是有机会改善的。
就以教化为例，明朝的读书人一向是只读四书五经，史书工笔也只是记载着历朝历代的帝王功过，这种教育模式下的读书人有没有学到忠孝廉耻尚且不知，但肯定是没有学到爱护百姓的道理，当他们担任了朝廷官员之后，指望他们爱民如子自然是绝无可能，即使是偶尔出现几位怜惜百姓的好官，也只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尚存，而不是缘于他们的自幼养成的观念，但“良心”二字往往是最难以承受考验的。
说根到底，就算是那些出身于寻常百姓人家的读书人，他们通过科举迈入官场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造福百姓，而是为了彻底摆脱自己寻常老百姓的身份、迫不及待的走向寻常百姓的对立面。
接下来，赵俊臣又稍稍向朱和堉讲解了明朝在官员晋升渠道与监督制度方面的种种缺陷，但并不详尽，表示这些事情还不是朱和堉目前应该考虑的。
朱和堉与赵俊臣见面结盟的那一天，两人有近半时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听到赵俊臣的这些解释，朱和堉既是茫然、又是震惊、更还有些警惕。
茫然是因为赵俊臣的说法与赵山才、肖温阮二人相差太远，赵山才与肖温阮二人的说法即使是有许多不同，但皆是很重视帝王的作用，而赵俊臣却是从头到尾都不认为帝王能够在吏治方面发挥出关键作用，即使是偶有成效，也必然是时间短暂。
震惊是因为赵俊臣讲诉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谓是洋洋洒洒、条理清晰，见解颇是独到与深刻，必然是相当长时间的认真考虑过相关问题……朱和堉完全没有想到，赵俊臣作为满朝上下最为着名的大贪官，竟然也会详细思考这样的事情。
至于警惕，却是因为朱和堉敏锐的察觉到——赵俊臣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站在自己身为臣子的立场，甚至也不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赵俊臣思考问题的立场还要更加高远，但究竟是何种立场还要更高于一国之君？朱和堉一直都想不明白。
不过，经历了肖温阮与赵山才的教导之后，朱和堉已经不再盲信于任何人的观点了，哪怕是赵俊臣的许多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朱和堉也不会毫无保留的全盘接受。
更何况，赵俊臣也有许多说法听起来很是荒诞——比如说，赵俊臣认为数百年之后，某些国家为了杜绝官员贪污受贿的违法行为，甚至还会让贪污受贿的行为合法化，只需要换上某个好听一点的名义，譬如说“政治献金”之类，官员们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不算是违法了，这个问题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这种说法自然是让朱和堉瞠目结舌、完全无法接受。
朱和堉已经不似从前那般固执己见、非黑即白，但他依然还坚守着某些底线与理想。
于是，朱和堉就决定要自己思考，他认为自己应该拥有自己的施政理念。
除夕之夜，独孤一人，也正是朱和堉独立思考的好环境。
就这样，朱和堉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洛阳府为他所安排的府邸大堂，冷眼遥望着洛阳城的万家灯火、诸般热闹，手持一壶温酒，脑子里却是思考着一些形而上学的事情。
但现实是残酷的，朱和堉足足思考了大半个时辰，却发现自己一无所得，反倒是思维愈发混乱了，诸般念头就好似遭到禁锢了一般，所思所想无论如何也绕不过肖温阮、赵山才、赵俊臣三人所划下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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