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吃的山东本地海盐，最便宜的甚至只卖六文一斤，可仍然是没有掺半点土的好盐，虽然粒大了点，但比以前的官盐好多了。
再精细点的七文一斤，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八文一斤的，已经细如粉白如雪了。
六百钱一百斤，这个价格比崇祯年间，已经非常便宜，尤其是这质量，以前的私盐都没这么好。
万历年间，江西一斤走私淮盐，最少十四钱，这可是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
在嘉靖万年物价还比较平稳的时候，广东那边的走私生盐，卖到广东江西才有七八文一斤，而什么叫生盐，就是那种天然的海边盐场或是盐湖，没有加工过滤，有的直接就铲起来卖，有的直接晒了装起，没有溶解、提纯、加工过程，这种盐如果拿去喂牲口腌鱼腌菜还行，如果食用，其实很不好。
既结板结块，又苦涩，还有许多杂质。
但熟盐价格高，尤其是官盐价高的时候，这种走私生盐便宜，百姓哪还顾的好不好，毕竟在湖广，说算武昌这样的水陆码头集散中心，盐商都敢把批发价定到五十文一斤。
安徽一带也是紧邻长江，靠近两淮盐场，也能卖到三十多文一斤的批发价。
遇到战乱水灾等情况，一包盐甚至能卖到十来两银子，川贵等地盐价长期是上百文一斤，甚至三五百文，好多人根本吃不起盐。
这也是明代私盐泛滥的原因所在，朝廷的盐税重，所以官员、盐商、盐丁、百姓都在贩私盐，大明盐税定的极高，结果征税成本却又极高，最后收上来盐税一年不过百来万两而已。
本来按他的盐税，实际盐税额收上来起码也当是一千多万两的。
结果却是盐丁灶户苦于盐课，百姓吃不起盐不得不淡食，朝廷又没收到盐税却挨了骂，最终其实就是肥了盐商和那些盐官，形成了许多盐商寡头。
扬州能在明清成为巨富之地，正因为有这些官商勾结的盐商盐官们，他们的银子来的太简单，身家百万千万两银子，花起银子来自然是不心疼，起园林养瘦马，摆桌酒宴几千两，买个妓女上千两，所以扬州园林闻名，青楼兴盛。
晚明以来，私盐在市场上占有率极高，可能达到七八成之多，所以也形成了很奇怪的现象，官盐的盐税和盐价很高，但每年销售额很少。而百姓用盐，也大多是吃的私盐，价格较低，不过国家的盐税盐利也尽被侵吞。
崇祯年间，王夫之老家衡州，盐每斤三四分白银，这还是从广东那边运来的私盐，从广东到长沙武昌，这条私盐航线，可是极其暴利。在他与堵胤锡等起兵之初，还立马靠控制这条盐运线，每年获得上百万两银子以充义军军费。
如关中的华州等地，盐价甚至升到每斤九分银了。
向来缺盐的云贵，多靠井盐和青海的盐，在战乱路阻的情况下，有许多人甚至一两年都没尝过盐味，不得不刮硝盐吃。
绍天朝朱以海起兵之初，就在控制区改盐制，控制盐场后任商贩购买运销，收税较低，这样做的极大好处就是争夺市场占有额，并能进一步打击走私。
私盐泛滥最大的问题，还是贩盐有暴利可图。
像如今王夫之老家的盐，还是官售熟盐，也是从广东运过去的，一斤仅十文左右，长沙、夷陵也不到二十文一斤。
借助水运，运盐成本降低，尤其是关卡上的层层加征摊派没有后，让盐成本大减，特别是取消了过去盐商垄断的制度后，市场调节下，哪里盐近哪里运，中间层层贩销的环节也少了，都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虽然盐看似卖的便宜了，但朝廷在其中征收到的税却并不少。
一文钱一斤买进来的盐，所有环节收税和加价，涨了几倍，变成快五文钱。
百姓平均一年要吃多少盐？如果盐价不是太高，那么七八斤盐是要吃到的，所以每年产销的盐是数亿斤，以明万历年人口数量，可能一年要吃掉十亿斤盐。
就算现在一年全国只消耗六亿斤盐，这也是个大数字。
现在鞑子虽然还控制着不少地方，但他们现在自己迁界禁海，其境内最大的几个盐产区如山西解池、蒲滩，以及宁夏盐池，现在基本都被明军控制着，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盐产区。
所需用盐，都要靠从明朝这边走私过去。
晚明时，朝廷想尽办法从盐上弄钱，商人得买盐引，还要买余盐以补正课，支盐时，每引还要缴纳五分银存留司库称赈济银以备灾荒，还有什么火盐钱，修漕河盐银，甚至还有常例的科罚银、割罚银、纳银，另还有脚价、包索费等八项。
另外收了银子到取盐，还有时间差，还能有个利息收入，这笔利息都有五六万两。当然，朝廷还可以超发盐引，让盐商捐银捐米，水商纳的牙税等，一年理论上这些收益加起来有两百五十万两。
仅两淮盐场，可年产十亿斤，嘉靖年间，两淮盐场就产三百七十万引，七点四亿斤盐，还有几亿斤的私盐。
明朝曾经实行过按户口食盐钞制度，十五岁以上大口岁食盐十二斤。
万历时食盐需求达到十八亿斤左右，但官销仅五亿斤左右，三分之二市场被私盐占据。
明朝也改革过几次盐政，但都没太大效果，说到底还是盐商们官商勾结垄断，形成了盐业寡头，严重影响着朝廷的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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