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同样在加速海宁确立对这种不公的批判态度。同样是在里斯本，因为赶在大地震之前就死掉的英国人，也很好的诠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这个人叫做亨利-菲尔丁——他拥有很多冗长的头衔，冗长的如同国王和贵族那般。比如：18世纪最杰出的英国小说家，戏剧家。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的最伟大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第一个用完整的小说理论来从事创作的作家，并被沃尔特·司各特称为“英国小说之父”。同时也被萧伯纳认为是除莎士比亚外英国从中世纪至19世纪之间最伟大的剧作家。
但这样一连串的头衔对于海宁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撇开人们对这类人物的关注，让某些更加平凡的生命失去了展现他们多彩人生的机会这种想法以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位菲尔丁去世的同一年，华夏大地上也失去了一位文艺工作者，对于海宁来说，那是一位更加富有分量的人物。
相对于刚刚成型的英国小说体系来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应该算是在成熟的文学体系之下创建出来的作品。
环球集团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历史投寄能力，早早的预定了这本书的出版权。在他去世之后的两个月里，环球版的《儒林外史》就开始在集团的控制区域当中刊行起来。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推广，机器仆人们还凭借自身强大的语言芯片对这一作品进行了翻译，因此1755年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这本书在奥地利、法国等一系列欧美国家出版的宏伟计划。
这是海宁的出版和舆论体系在基本健全之后，第一次如此广泛地推广一本书。
这本书也向欧洲的知识界第一次展现了当时华夏故土上的文学风姿。
这种事情在原本的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但海宁在这件事情上似乎完全抛开了对蝴蝶效应的担忧。
这样的气魄，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了解这种穷游的人的鼓励和支持。可惜这样的人数量稀少，而且绝大部分都属于机械仆人军团。
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是从这种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的，对于他们来说文化渗透到就是一件该做的事情了。要不然那些出版在欧洲的环球集团教科书也不会使用双语标识。
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之下，《儒林外史》的大规模翻译和出版，只不过是一块看上去比较成型的敲门砖而已。唐诗宋词甚至三字经这样的东西也很快以相同的方式推广起来。只不过这些经典更加重视原文的诵读——在形式上，阎文只标注了拼音，而并没有标注意思，外文的解释是和汉语白话的解释待在一起的。这种方式自然增加了原文的神圣感，也让外番的读者们充分的体会了一把中国古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然，除了对外渗透以外，对内的引进也正在进行。菲尔丁的那些小说自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康德的星云假说，就显得截然不同，而且在1755年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法兰西的社会学巨匠的阖然离世，也让海宁充分的觉得他的作品或许应该更早的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
于是哪怕是在刚刚拉开序幕的北美殖民地，一本书封上写着《论法的精神》的书籍也被以最快的方式传阅起来。环球集团的其他实际控制区更是对此大加推崇，就连清朝那边也有一些人在私底下传阅和讨论。
乾隆皇帝虽然对于文字出版这类事情看管的极其严格，但因为在战争当中需要借助环球集团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的奇谈怪论向来不加以认真核验。而且海贸在和他的交流当中，也曾经多次有意无意地向他说明，环球集团的那些个期刊概论有很多都意味着更加先进的实力。乾隆皇帝其实也知道这一点，从对方的装备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心中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侥幸心理，认为放任某些环球集团的学术言论在大厅境内传播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但科学理论是科学理论，哲学理论是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对于封建王朝来说则干脆就是毒药。
乾隆皇帝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喝了一瓶慢性毒药，而且毒药的制造商，法兰西的孟德斯鸠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作品，竟然以完全不同于历史的方式进入了大清人民的视野。
1755年的大清人民，又一次亲眼看到了皇帝的赫赫武功，大赛取得了胜利之后，她他们有意外的遭遇了背叛。
可以想见的一点是，皇帝在来年必定会大发雷霆，新的战争必然会带来更加麻烦的事情。
但这场战争对于华夏来说并非没有异议的，从海宁的角度来讲，清朝这个腐朽堕落的政权，有见于其仍然控制着神州大地的支配权，所以不得不视为文明的拓张工具。
借鉴一段来自于21世纪的评价，那就是：乾隆皇帝派遣大军进入伊犁河流域之后数年间，整个西域渐次重归。之前历朝历代从未重视过的遥远的伊犁，居然改写了历史。
今日中国的西北版图也就此奠定。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其经典著作《草原帝国》的结尾写道：
乾隆皇帝对伊犁流域……的吞并，标志着中国在历经18个世纪之后，实现了班超时代就制定的目标，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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