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大规模的难民迁徙行为，自然被有心人观察在眼里，他们适时的找到了攻击腓特烈二世的又一个突破口，如此之多的难民之所以形成，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狂人发动了战争，所以谴责他的声音当中自然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类似的腔调，就连实际上和战争贩子没有区别的俄国人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在原本的历史上，对于发动战争的人进行谴责这种事情也是发生过的。尤其是在战争刚刚爆发，许多国家还在军事准备阶段并没能及时参与进去的时候，外交上的施压便成为他们发起攻击的主要手段。但这一次，因为海宁的参与，情况也有了一些变化。蔷薇骑士的加入以及他的移民计划，都让难民朝变得更加明显起来。许多在历史上采取了消极措施的人们，比如坐在家里等死了那类，人此时也参与到了逃跑计划当中，而留在家乡的那群人也得到了蔷薇骑士们很好的保护。而这些人在感谢环球集团给予间接保护的同时，自然也没有忘记攻击造成这一切恶果的腓特烈。
随着报纸和传媒制度的日趋完善，环球集团以外的那些国家也掌握了话语权的窍门。他们派出了大量的记者，以及大量的间谍，甚至大量以记者为名义的间谍，混进了萨克森与普鲁士交战的区域，并从那里发回了一篇又一篇证据翔实而又血腥残酷的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将战争的罪孽归结到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身上。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也不得不应对这些闹心的琐事。他和海宁一样清楚，虽然战争已经开打，但并不意味着外交方面的交流就此结束。相反的，和平时期的威胁和战争过程当中的交战一样都是用来在外交场合施压的手段。普鲁士国王有心利用这样的手段，去阻止其他敌人向自己开战。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巧，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它将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君主之一，可是这也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在普鲁士已经明显处于焦头烂额的地步，他又有什么资格去阻止它的敌人们不选择趁虚而入呢？坦白的讲，想要成为一段传奇果然是很容易的，但想要成为许多段传奇当中更传奇的那一个显然是极其困难的。所以腓特烈的想法恐怕是不能顺心如意的。
尤其是，他对外交事务重点的判断很明显也是错误的。他忽略了真正应该弥合双方关系的法国，而将许多注意力都放在了德意志小邦身上。
所以人们很快看到了他的被动处境，以及他更加拙劣的各种安排。占领萨克森的军事行动确实为腓特烈带来了战略和形象双重问题。他靠突然袭击获得的所有军事优势，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他之后所不得不做出的某些举措给抵消了。在往返于皮尔纳和罗布西茨的过程中，普鲁士国王既没有让他的实际和潜在敌人吃大亏，也没有吓倒他们。19世纪的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在其颠覆性著作《用腓特烈大帝的战略解读伯里克利的战略》（1890年出版）中，强调了这一点。在这部著作中，德尔布吕克论证了腓特烈挥霍掉一个作战季节，国王本有能力在这个作战季节中把大军云集在波西米亚战场上，国王的总兵力比奥军多50%。然而，这位普鲁士的大帝并没有像拿破仑那样谋求一战，而是老老实实地入驻了冬令营！
当然，德尔布吕克的主张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拙劣模仿”。历史学家非但不抨击腓特烈，反而把他阐释为那个时代的名将——腓特烈与他的伟大对手们一样，奉行“消耗战略”。针对德尔布吕克对普鲁士“士兵国王”的主观指责，总参谋部的“官方”历史学家们的愤慨回应甚至更具倾向性。在“官方”历史学家的笔下，腓特烈利用1756年战役来“行棋布子”，为来年春季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做好准备。
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稳扎稳打的策略。因此之前叙述的这两种观点都是事后诸葛亮。德尔布吕克试图把腓特烈塑造成一位消耗战专家。德国总参谋部则坚持认为，国王在谋求歼灭敌人方面，是拿破仑和老毛奇的祖师爷。腓特烈的策略是政治性的。他从不相信奥地利组建的大联盟会成为现实，更不相信这个联盟的可行性。他相信他可以在德意志中小国家中动员起来大量支持力量，并指望这些国家同情普鲁士，对抗腓特烈眼中的奥地利野心——让奥地利从一个主要强国发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疆域上的霸主。但他对萨克森及其流亡君主的处置，迅速将这种可能性降低到了渺茫的程度。腓特烈更大的错误，在于误判了普鲁士在凡尔赛宫中的地位。在罗布西茨和皮尔纳之战后，他有信心恢复与法国的友善关系。然而，腓特烈及其谋士们一直忽视或低估了德累斯顿与凡尔赛宫之间的王室关系。
即使腓特烈本人，也认为自己缺乏远见。他对欧洲大陆的执迷，不利于理解英法两国在商贸和霸业问题上的对立程度。而从当时世界格局的发展局势来看，英法两国的对峙将可以给任何针对普鲁士的国家提供向其进攻的借口，而且这样的国家还可以得到英法之中任意一个强国的支持，这对于普鲁士来说显然是尤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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