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情况下，之前所说的那些问题不如在后世个性化战争中那么重要。
如果说，吉卜林笔下的“某某军士”拥有把泥巴变成步兵的魅力，那么普鲁士教官就能把肥料训练成火枪手。然而，军官候补生队伍已经今非昔比了。在统治初期，腓特烈禁止在军官候补生中间过于严厉地执行军纪和出现欺凌行径，并下令更加重视学术教育。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有限。直到1759年，J.J.冯·巴登布罗克将军当上校长，军校的生活水平、学术水平和行为规范才有所提高。腓特烈即位以来的二十年间，普鲁士王家军校继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下级军官，他们的高等数学和小规模战术知识都是入门水平，但是，他们在战场上宁愿战死也不愿意逃跑的硬朗作风倒是延续了普鲁士的传统。
然而这在一场短暂的战役当中或许足以换来胜利，但在一系列长达数年的战争当中却未必是一件好事。下级军官的确在腓特烈战争的激烈战斗中伤亡惨重，到了1759年，普军几乎失去了半数军官。那些伤病痊愈重返原团队的人，往往在身体和心理上还留有疮疤，导致战斗效力下降。腓特烈试图通过任用有经验的士官和中产阶级后代，以及雇用外国人来填补军官缺额。甚至只有13岁的军官候补生也被送上了战场，他们被立即分配到前线指挥岗位上，而非循序渐进地承担责任。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奈之举，但这也证明了在战争前期菲特烈对这一方面的损失并没有任何预计和补救措施另外一点，这也导致了接下来的战争当中普鲁士军队的基层指挥能力遭到严重的削弱，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毫无疑问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此时，在国王的大多数步兵团中，厌倦战争的老兵和“国王的劣质兵员”比比皆是，在他们中间，少年军官可能会激起一定程度的同情心。少年军官不大可能获得能够在一场激烈战斗中立即让部下服从命令的尊重，也无法在他们应该指挥的士兵身上激起一种补偿性恐惧。
普军的高级将领同样损失惨重。什未林和基思都去世了，德绍的莫里茨行将就木。赛德利茨脆弱的健康状况让他难当重任。温特费尔特已经去世，军队的参谋工作再也不可能如同以往了。国王的弟弟、普鲁士的亨利亲王，似乎已经成为一位可以信赖的战场指挥官。齐滕一如既往地坚韧和桀骜不驯。
但是，每一场战役打完，战败的指挥官和不够机灵的准将的名单，都会加长一些，多纳、贝沃恩、曼陀菲尔、卡尼茨都名列其中。很多前途无量的团长在身先士卒时倒下了。被俘的军官不再像以前那样理所当然地被交换回来了。一些新面孔逐渐浮出水面。他们是否会继续成长，——如果他们能活下来的话，没人敢打包票，尤其是因为腓特烈的战争模式对他的将军们提出了极端两极分化的要求。
一方面，他们被期待成为国王的战争机器上可以随时更换的齿轮，需要按照国王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意图和指令；另一方面，他们被期待在关键的战况下表现出积极主动性，面对敌军行动造成的被动局面，比如曹恩道夫和霍克奇那样的，要能做出反应、采取行动。
一百年后，南方邦联军队的“石墙”杰克逊将军，也创造了类似的悖论。从谢南多厄河谷到钱瑟勒斯维尔，在历次战事中，北弗吉尼亚军团中情绪高涨的个人主义者对杰克逊的指挥做出的反应，引发了逮捕和争吵。腓特烈的将军们要被动得多，却也无法挣脱自以为是的天才国王强加给他们的双重束缚。
在普鲁士面临的战略形势下，普军的内部素质尤其重要。腓特烈用了1758年一年时间来到处灭火，从一处危急战场奔赴另一处。在接下来的一年，也看不到局势好转的希望。
普鲁士的敌人实力强大，足以使国王不敢冒险集中兵力。多纳依然是最佳的主帅人选，他手下的2.8万军队留在东线监视俄军。另5000人驻扎在斯特拉尔松德，监视瑞典人。
亨利亲王手握3万人左右，任务是确保萨克森免受奥地利军队或帝国军队的入侵。由富凯指挥的1.3万人坐镇上西里西亚。
为了确保各地的安全，腓特烈组建了一些小股分遣队，这样，他的主力军只有5万人马，这支部队也得盯着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因为无论是亨利，还是富凯，所部人马都只够监视敌军和迟滞各自战区的敌军重大攻势，指望他们承担更艰巨的任务都是不现实的。
腓特烈的处境就像人们常说的“格子衬衫上的变色龙”，冒着自我毁灭的风险努力应对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手段毫无用处。被动挨打似乎注定会导致大难临头。但是，普鲁士应该在哪里采取主动？怎样采取主动呢？
在西线，不伦瑞克的斐迪南证明了自己能够独当一面，赢得胜利。也许同样重要的是，西线战场是英国关注的焦点，而英国对欧陆战争的热情永远是不长久的。12月，英国下议院表示支持普鲁士：在军事和财政两方面都伸出援手。用赌徒的话来讲，现在是该出手豪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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