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弹汗山刚结束对峙的时候，年关已过。刘备叙职已毕，率军返回晋阳。而陈冲则借此春耕未开，旧事已毕的良机，在京中推行一项新政，此次推行的政令并不复杂，也就一事而已。即司隶校尉府将清查西京之中，百石以上官吏家资。
陈冲是如此上表天子：“孝桓帝以来，阉竖当道，府衙无能，国家失信，民怨积深。先承党锢之祸，士子蒙冤，后起黄巾乱事，黔首艰难。西园故有怠政之浮，朝野继有贪鄙之虐，污浊成风，刮脂如疾。”
“先帝御极，常侍投河，党锢反正，董卓继死。宫禁迭起大乱，已清祸首，然祸首虽除，尤有流毒。流毒不靖，时日日长，则西园之事复现矣。《书》有云，圣人之道，防微杜渐，先闻修身，后力治国。民亦有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任事不实之流毒也久矣，民心之不附也久矣，宫府清检，事亦急矣。”
“尝有人云：事非一日之功，风难一岁而清。然千里跬步，皆始于足，高祖基业，创于十里。愚公移山，何尝晚哉？可先检京官家资，前者不究，以为家私，后列其条例，上呈天子，下布百姓。自此每岁查之，比对损益，可知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以此取用廉士，臧否污浊，而成三代之盛德，收万民之真心。”
有先帝嘱托，天子心中也一直有革除先帝弊政的想法，看罢当即应允此事。
但正如陈冲在表书中所言，自东汉以来，国家失政过久。明章之治后，国中多是幼主，导致外戚当政，吏治不查。加之桓帝灵帝时，两帝亲近常侍，更时常自己索贿贪污，导致官场腐败，政治糜烂。如此算下来，几乎已有近百年的时间，国家没有彻底整顿过吏治了。故而陈冲此时仅是稍作清查姿态，便在长安掀起巨浪。
首先是董承伏完等人。他们贵为国戚，与天子休憩与共，平日里自然常有属臣大族上门交往，阿谀送礼。若是陈冲推行此令，他们首当其冲。
故而伏完得知消息后，当夜便上表天子说，自己身为族长，家资非乃一人之财，事关百人，实难清理，且国家治政，当以宽仁治之，搜检大臣家财，岂非有失国体？又如何与民治理？
其次是淳于嘉、杨彪等世代公卿。这些人沉浮宦海数十载，早已和光同尘，所谓志气、理想多已磨灭了，所想也多不过是一家一姓之兴衰。平日里官场如何，他们便也如何，前些年占据高位，多少都贪了一些，纵然这些年陈冲执政，他们都收敛了不少，但暗地里少不了各种往来勾结。
不过他们知晓家声重要，也不敢直言对抗检财，以免污了清白。而是唆使府掾们向尚书台上书，极言行政之难。毕竟现下天下不定，人心思乱，地方多有违法乱律事，即使西京试行，也将使州郡离心，不若先图一统，再谈其它。
最后是长安中各级小吏。若是说六百石以上官员还多有积蓄，即使不贪污也能交际如常，但这些百石吏们却不行，若不上下其手克扣钱财，一来无金银打点关系，二来饮食用度也大受影响。若陈冲整顿吏治，他们所受影响才是最大。
虽说这些小吏无从发声，但京内有人推波助澜，竟联名写了一副千名状，转交到司隶校尉府上，以此令误国生乱，彷佛晁错为由，恳请陈冲收回成命，另行他是。
朝野影响如此之大，实在是超过了陈冲预料。他此次上表，已是将整顿吏治的时间大为延缓，以一年为期，先在京中尝试推行，孰料竟遇到如此磐石般的阻力。以至于天子都生出踟躇之意，询问他是否要暂缓此事。就连他门下的许多学生，都颇为彷徨。
譬如徐干，他在太学时，素好随陈冲下乡野收集民风，将那些詈骂贪官污吏的民谣编写成册，将之广布于太学。陈冲入京后，他也任职为京兆文学从事，将自己几位族弟也随之入京，在光禄勋府中做些掾吏文书，就是如此职位，竟也在千人册上写有姓名，这令徐干大为惶恐。
但陈冲深知，越是难干的大事，就越要早干，若是事事都瞻前顾后，以所谓保全大局的名义浑噩度日，才是真正地有损大局，遗祸千秋。他在收到名册的次日，召开常朝，令京城内三百石以上官员尽数到灵台参会。
此次大会，与会官员两千余人，便是灵台宽大，也略显拥挤。加之陈冲早早派人，对周遭百姓传有消息，说会上议有肃清吏治等事。农人们顿时云集，灵台上下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打听着灵台内部的传闻。
等一切就绪，陈冲方才缓缓走到台前。百官看过去，发觉陈冲穿着的不是朝服，而是一身戎衣，天气冰寒，可陈冲披了一身素色的羊绒披风，一手持千名状，一手持青釭剑，脚穿鹿皮靴，头戴虎卉冠。即使是最后的官员远望，也能察觉出几分肃杀之气。
在陈冲台下站着四名男子，陈冲每说一段，他们便高声复述一遍，使周边的人都能听闻。作为训政的开头，陈冲并没有先就事论事，只是对各位公卿问好，而后回顾起往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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