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你说江户大君，我正好想给他写封信，有一事不明，还请指教。”
见对方开始缓解气氛，二位来使松了一口气，不过腹黑流从来都是在这种时候发力：
“到底应该叫‘日本大君’，还是‘日本国王’”
“自秀吉公不受日本王之印我国天下人便称大君。”
“那好。”平秋盛拿出来一个文件夹，“你来看，这秀忠公的国书上却用‘日本国王’之印。”
1607年日本和朝鲜议和之时，对马国受德川家康委托要求朝鲜遣使，朝鲜方面提出要求日本递交国书引渡破坏王陵的罪人，宗义智和家老柳川智永，玄苏和尚伪造了一份国书，并且随便抓了几个罪犯弄成哑巴送了过去。朝鲜人明知对方作假，还是派来了“回答兼刷还使团”，双边关系得以恢复，但是一个谎言要用千百个谎言掩盖。
由于幕府并没有真的递交国书，朝鲜方面回复了一份国书又把宗义智架到了火上烤，于是宗家三人组又篡改了朝鲜的国书，德川不知朝鲜是回复国书，于是又给朝鲜回了一份，宗家三人组又篡改了这份……于是来来往往，宗家三人组篡改国书十几份，直到全部病故，他们的后人又继承先辈光荣传统继续篡改事业，直到1634年柳川调兴挑起事端告发了此事，最终将军家光反复权衡之后再次饶过宗家，把柳川氏流放，此后两国的统治者见到的国书才是正版。
此事是东亚外交史上着名的“柳川一件”事件。这种现代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的东亚是不鲜见的，为了“面子”、“正统”、“国格”问题，当时东亚三国没在这方面少折腾过。万历援朝期间中日之间也闹过类似的假使节、假国书的事情。当时的消息闭塞，而且国与国之间信息传播速度很慢，通外语的人才又少，即使是上位者也不得不依赖极少数人来通使，大有舞弊的空间。
D日之前于鄂水就专门从日本韩国的电子图书馆里搜集到了不少篡改国书的PDF，本时空里柳川还没有告密……这二位使者眼下已经惊得汗流满面了。
虽然长船和竹屋都曾经在酒桌上听到过有关风传，不过并没有对证。如今这伙来历不明的澳宋人居然把和原件一模一样的东西扔在桌子上。
实际上这时候双方想到的都是一个人――三代将军德川家光。
德川家光此人，生下来就得了“竹千代”的名字――这是德川家嫡长子的世袭乳名，家康死前特意安排二代将军秀忠退位，让家光继承三代将军，可见这位大御所对家光的殷切期望。
而家光也不负祖父的期望。他几乎就是日本家族政治的人格化，遗传了德川家的腹黑和谨慎，又继承了母系浅井家的顽固和保守，还还有外祖织田家的霸道和果断……总之，是个足以令天下大名战栗归命的强权人物。德川家的“武断政治”在他手中发展到了最高峰，不但增添了多条武家法度，执行起来更是毫不留情。许多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名都在其手中因为各种“犯禁”之事惨遭改易。不管是亲藩、谱代还是外样，无人敢挑战幕府的权威。
这个时候，德川家光还没有后来这么强悍的声名，不过自从1632年1月二代目大御所德川秀忠病死，家光正式亲政，大权独揽，已经渐渐显露出强人本色。
双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府中藩一方，将军是一句话可以决定自己、家人乃至主君生死存亡的存在，而在临高一方看来，家光无非是若干对手中统治比较稳固的一个，顶多是需要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让其就范而已。
长船严七郎兵卫和竹屋只翻看了文件几页便汗如雨下，既然这伙号称澳洲人的家伙能拿到当年的罪证的拓印件或者是什么，自然有办法拿到将军面前。这可要了老命了：长船和竹屋作为直接相关人，不要说将军或者主公，就是柳川、须佐这些家老也惹不起。不但死不足惜，连名节忠义也会碎一地――事情一出来本藩改易恐怕是跑不掉的，当事的藩内重臣十有八九全得切腹。到时候长船家就成了府中藩的罪人，就算侥幸不死，也得被人追杀满门。
为今之计，只有衡量一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了。对方亮出底牌来显然不是要府中藩改易。
严七郎俯身道：“还请大人明示！”
“我大宋只结交忠义之人，二位可当得起忠义二字。”见二位使者汗如雨下体若筛糠，平秋盛把准备好的救命稻草扔了下去
“我等世代忠义”
“既是忠义之人，我大澳宋愿与你家约法三章……”
接下来自然就是商讨贸易协定，贸易协定主要约定总共有3条：
一、对马国照日本、朝鲜例，对澳宋称臣，澳宋封宗家为对马团练副使；同时委任宗家担当临高和江户幕府之间的通信奉行，设法同江户建立贸易关系。
二、济州和对马双方互相开放口岸，双方商船可凭印鉴自由进出，并互相享受最惠待遇；
三、双方互设领事，商办双方关税和贸易配额，对马藩派一庶子在济州岛领事馆主持，相当于人质。业务由竹屋经办，澳宋可在对马设贸易领事馆，同时在长崎的竹屋派遣若干专门人员，这个点主要是给情报部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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