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时，日军将舰艇上所有登陆艇和橡皮艇全部放下，组织大量兵力再次向我龙开河附近阵地涌来，龙开河上原来有座铁桥，是当年德国人设计并建造的，战前国军部队为了阻止日军从这个方向向九江城里进攻，所以特意派出工兵部队准备对这座铁桥加以爆破拆毁，现在日军果然打算由此铁桥进攻九江，我国军26团官兵为组织日军夺占铁桥，当即在龙开河两侧沿岸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刹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震耳喧天，在敌我双方的激烈混战中，日军登陆部队其中一部乘机登陆，向龙开河铁桥冲了过去，我国军官兵与日军展开反复争夺直至冲杀到黄昏时分，随后因为日军后援部队陆续登陆加入战斗，我国军26团官兵伤亡惨重又无大队援军补充，只能边战边撤至龙开河东岸，敌我双方形成隔河对峙的态势。
九江城此刻已经三面受围危在旦夕，摆在张发奎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拼着全部病例与冈村宁次决一死战，第二条路就是立刻退守第二线阵地展开逐次抵抗，拖延日军的进攻速度。
按照张发奎的想法他早就想撤至第二线了，可是蒋介石却下了死命令要他必须坚决固守，这让此刻的张发奎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
蒋介石下达死命令让张发奎死守九江是从武汉会战的整个战略全局去考虑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守住九江城是正确的，但是至于具体九江这一带的防御作战该怎么个打法，蒋介石的指挥策略就不怎么高明了。
张发奎跟随老将也不是一年半年了，深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脾气，撤退还是固守死战真是决心难下，他担心这个时候要是撤兵退守，蒋介石会拿他开刀祭旗，如果不撤吧，部队打光了九江恐怕还是个丢，张发奎思前想后一咬牙，一拳就砸在了面前的桌子上，“仗都打到这种地步了，撤他妈的，天大的事老子顶着就是了！”
7月26日当晚，张发奎就在他的兵团司令部里对第二兵团所有作战部队下达了全线后撤的命令，所有部队向九江城以西的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等二线阵地转移，放弃九江城。
晚上9时许，九江城内最后留守的预备第9师师部决定，使用一个营的预备队对日军实行夜间逆袭，趁着龙开河西岸登陆的日军立足未稳，坚决予以歼灭，行动时间则定在了当夜11时开始攻击。
当夜快临近11点的时候，突击队正在准备即将出发，预备第9师师部突然接到了来自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的命令，“你师应于明日（27日）2时开始沿十里铺、莲花、向赛阳方向转移，后卫部队不得早于明日5时前通过十里铺。”
预备第9师师长张言传接到命令后立即命令26团取消当夜的逆袭行动，但是仍然保留一部兵力向龙开河西岸展开佯攻，掩护其他部队趁着夜色向西撤退转进。
预备第9师主力则于27日黎明前全部撤出了九江城防区，至此，我国军部队弃守九江一线所有防御阵地，日军随即攻入九江城，并占领了九江城大部地区……
自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华日军不得不调整其侵华方针，对中国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同时放弃其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构想，代之以持玖战为主要进攻策略，从新整备武力兵员，等待时机以期一举解决中国事变问题。
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中井良太郎部率先发动了牵制攻势，发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
“团长，你说蒋委员长是怎么想的，现在日军正在集结重兵围攻长沙，他不派我们上去也就算了，却要在这个关键时候把我们派到敌后搞什么游击战，这不纯属扯淡吗。”张大力坐在付智勇的对面一边擦着他的新皮靴，一边心不甘情不愿的唠叨着。
“就是啊，我们现在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编制，但是我们的战斗总兵力已经接近2500人了，算上后勤部队和补充兵，我们都快顶上一个旅的兵力了，再怎么说好歹我们也是一个功勋加强团啊，这不让我们上战场杀小鬼子，却让我们到敌占区钻山沟，我这心里也想不通。”于华也在一旁整理着军装补充说道。
付智勇他们自从离开九江到达武汉后不久，就随着驻武汉各军事机关相继向湖南岳阳等地迁移，并于1938年11月中旬继续转进到达了重庆，到了重庆之后付智勇所部才开始补充兵员并加紧整训部队，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付智勇他们都没有再次投入到正面战场上，而是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下不断的筛选优秀士兵补充进来，通过付智勇等几名经过德国教官严格训练出来的中央宪兵教导总队老兵不断的强化训练下，新一团的整体战斗力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付智勇等带队军官也凭借着新港之战所立的战功分别又都升了一级军衔，并均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发的陆海空三军二级勋章一枚，张卫东等营级以上校级军官分别获得了陆海空三军甲等二级勋章，而上尉军衔以下的官兵则都获得了海陆空三军乙等二等勋章，付智勇现在已经是一名少将团长了，而张大力、于华、张卫东等人也都晋升到了中校营长，廖鹏则晋升到了上校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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