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有些人主张将元首处决,有些人则主张将他绑架,建立军人执政团或民主政府。他们列出了各部部长的名单,还向美国和其它中立国伸出了触角,密谋者中最认真的恰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领导者是一位性情鲁莽的骑兵军官汉斯奥斯特上校。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主要情报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谨慎。他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再好不过的了。还有,他与陆军内各派均有联系,与沙希特等人,与外交部,甚至与党卫队都有联系。
奥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选。他是个律师,名叫约瑟夫缪勒,他多年来憎恨希特勒。受奥斯特怂恿,缪勒于10月上旬秘密访问罗马,以试探英国人是否愿与一反纳粹政权媾和。他会见了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发现他自愿充当调停人。教皇的秘书从英国公使处打听到,大不列颠并不反对与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达成“软和平”。
缪勒原只有权将此情报口头转达给德国的,但他祈求得到一些书面的东西,以便向谍报局和军方人士证明,这个和平建议是得到教皇亲自批准的。令人惊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这一要求,并令私人秘书草拟了一封信——该信大致谈了谈与英国和谈的主要基础。
奥斯特派大受鼓舞。在与西方取得联系的各种尝试中,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参与也许能诱使勃劳希契积极参与这一密谋。然而,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为之所动。他深信,德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希特勒。”哈尔德将军也同样胆怯,但在奥斯特和其他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协助举行起义。刹时间,似乎所有高级军官都愿意采取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得到保证说,勃劳希契本人也准备参加——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话。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星期天进行——11月5日,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1918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词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出了房门。
勃劳希契回到设在18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11月12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也定了:清晨7时15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讯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又未发令暗杀。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亲是大战期间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11月12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要连续5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星期二,11月7日的天气预报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我的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吧!”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11月7日和10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受禁止的。
11月8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上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二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喏,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被调离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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