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期，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突出的盗匪问题就是主要的表现之一。
“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此番言论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清末广东盗匪问题严重性的舆论倾向。
而官方也不避讳广东多盗的事实，且多方渲染。“粤东山海交错，民精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广东素称多盗，近年日益加厉”。
那清末广东的匪患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呢？据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三十年（1904年），“贼匪堂号以数十计，人数以千百计”。到了清末的最后十余年，治安更是恶化，一年之间劫杀案竟多达三千余件，其中无力纳衙规或畏匪寻仇不敢报案者，更不胜数。
因此，广东或许不是盗匪最多的省份，但清末广东无疑是盗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没有出现过成千上万盗匪大军流动作战、攻城掠地，大范围席卷城乡的情况，但广东各地股匪、匪帮众多，却造成了“遍地皆匪”的局面。
而且，由于广东盗匪手中拥有不少武器，且不乏新式利器，使盗匪更难对付。有舆论便说：“顾何以广东之盗肆无忌惮一至于此？则以广东之盗党亦有军火，足以与官军抗衡也！”
陈文强细细看过资料，确实是触目惊心，但他并不准备放弃。广东，将是革命的基地，社会治安是早早晚晚要加以安靖的。况且，他从中还看出了一些别的东西，也明白了为何吴禄贞会被解除怀疑，被视为朝廷的忠臣。
思想上的偏差，行动上的乖离，使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团体视会党为依靠的重要力量。而广东会党与盗匪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对会党的发动便不可避免地使一些盗匪卷入革命运动。
比如一八九五年筹划的广州起义，北江一带著名盗魁梁大炮便号召北江会党参加；一九零零年，兴中会再次在广东发动起义，并约东、西、北三江象王海、区新等诸盗首驰会应合；便是最近的七女湖起义，邓子瑜是发动陈纯、林旺、孙稳等绿林、会党起事，其中孙稳便是“平日以抢劫为事，乡里迭遭其害，妇孺皆知的剧盗”。
这样一来，会党、盗匪便几乎与革命党划上了等号。首附革命者固托革党以自豪，未附革党者亦冒革党以相吓。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朝廷奏称：“广东盗风炽甲于他省，纠党置械，显著逆谋”；张人骏亦指出“广东盗贼、会匪猖獗，勾结革党，暗立师团，约期起事”。
正是这样的原因，吴禄贞在琼州打击会党、剿灭盗匪，便会被视为与革党为敌，痛恨革命党之辈。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陈文强并没有丝毫的迟疑，甚至更增强了他的决心。如果打家劫舍、图财害命匪盗也能披上革命的外衣，那才真是污辱了革命。舆论的攻讦是免不了的，但他在乎吗？在民间得到的赞扬才是多数吧，尽管老百姓并不掌握话语权。
资料不少，但还是显得粗疏，主要是关于如何清剿盗匪的办法和措施。之前官府采取的清乡，虽然规模、声势都不小，显然收到的效果并不理想。
陈文强不想多费脑筋，虽然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路，但他还是把这个工作交给总参谋部，让他们研究制定出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粗疏一些，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
澳门外海。
风不大，海水略呈暗绿色，似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无边无际的青翠的草原。水面上荡漾着一朵朵银白的浪花，海燕贴着水面低飞觅食，海蜇象一把把肉伞似的在水中探头探脑地漂浮……
与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的会面便是在停泊于外海的轮船上，陈文强依旧化了装。这不是他信不信任黄兴，而是他将要进行的工作会对同盟会等革命团体造成打击，招来痛骂，所以，还是不要暴露得太早为好。
两位二号人物的握手，或者说是两位实行者的会面，是否具有历史意义还不得而知，但起初的寒喧还是很和谐、平和的。都是有素质的人，即便心中有所不满也要维持表面的礼貌。只不过，这种平和的气氛随着谈话的展开和深入而变得紧张起来。
“同盟会虽有些内部纷争，但大局还是稳定的，贵会此时提出联合，实质上却是吞并。难道同是革命团体，却非要互相倾轧？”黄兴的脸黑了下来，对陈文强的提议显然十分不满。
“我说联合，你说吞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陈文强淡淡地说道：“当初同盟会成立时，兴中会与华兴会是联合，还是吞并？复兴会引导的革命正深入发展，整合各方革命力量，团结各方革命同志，我看没有什么不妥？若黄先生执意说是倾轧，那只能说明黄先生不是忠于革命，而是狭隘地忠于个人或团体。”
“复兴会发动革命，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赞叹。”黄兴缓和了下口气，说道：“但若说是联合，贵会应与孙先生商讨，私下与黄某接触，甚是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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