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受委屈了，陈某在此先行赔罪。”陈文强摆了摆手，示意两个保镖兼押送先行退下，他坐在徐世昌面前，亲自倒了杯茶递过去。
不知道徐世昌是被绑架来的，还是被威胁而来，反正是一肚子气。他哼了一声，侧转脸，不说话。
“国家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外部形势又是如此恶劣，行差走错便陷国家于分裂或动乱。”陈文强娓娓说道：“文强不得已，才请徐先生前来为国家出力，为万民谋福。方式有些不妥，徐先生大人大量，亦当体谅理解。余最敬佩的是徐大人的爱国热情，‘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此话正与文强相合……”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徐世昌赴任东北后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徐世昌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还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
徐世昌在上任后坚持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同时，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九零七年，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蓝天蔚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徐世昌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而且，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在奉天（今沈阳），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
听着陈文强如数家珍般将自己最为自豪的事迹一一讲述出来，徐世昌脸色稍霁，心中惊讶，却还是没有说话，揣度着陈文强说这番话的意思，以及强请他来的目的。
“国家尽快稳定，则外敌无可趁之机。”陈文强一番赞叹后，继续说道：“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清廷完了，可还有很多不甘心的遗老遗少、满清亲贵做着复辟的美梦，肃亲王善耆便是其中之一……”说着，他把几份情报递给了徐世昌。
清帝退位之后，善耆贼心不死，决定学申包胥哭秦廷救楚国的典故，联络了一些与其相同的家伙，一些人至关外联络，他则去找日本人，挽救被扫进历史尘埃的满清王朝。
善耆是宗社党人，宗社党是反对清帝退位的中坚力量。曾经做过警察头子的善耆，警惕性当然很高，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逃出被北洋军控制的北京的。但他觉得还是有办法的，那便是与日本人川岛浪速是结拜兄弟，找日本人帮助逃离北京。
而川岛浪速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北(即满洲)拥立肃亲王，同时使蒙古的喀喇沁王或巴林王举兵，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而小日本早已觊觎我国东北。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和军部都积极采取维护和扩大在满蒙权益的政策，策略之一就是使满蒙脱离中国“独立”，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川岛浪速要发起的满蒙独立运动，恰恰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因而受到参谋本部的支持。
而善耆与川岛浪速的接触，再加上川岛浪速频繁出入日本使馆，引起了在北方潜伏人员的注意。鉴于有日本人参与其中，他们不敢擅专，直接拍发电报向陈文强进行请示。
陈文强本来对此事并不太在意，可川岛浪速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便是川岛芳子这个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日本女特务。
于是，北方潜伏人员接到的电报上便有了杀气腾腾的指示：伪装土匪，如善耆及其家人在日本人协助下逃出京城，则必往旅顺、大连，可在路上拦劫尽杀之。行动果决，不留后患。对有异动的满族亲贵，也进行严密监视，入东北者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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