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地球上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同那些看不见的病魔做着斗争，人类最终靠着死伤无数的惨痛代价才换来了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的权力。释放这些病魔的，有时候是大自然，而有些时候却是人类自己。
在古代医学尚不昌明的年代，洪灾、旱灾、战争往往伴随着非常厉害的瘟疫。从历史看，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最早的疫病记录始于殷商，甲骨文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张仲景：“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尤多。魏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尽管当时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也不难想象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从1109年至1234年，“疫死者半”、“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人。”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1580至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
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杀。”山东“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
忽如其来的水患带给太平军的不仅仅是征伐的困难，还给太平军带来了死亡的威胁，这种威胁甚至超过了战场上的死伤威胁。城外的太平军虽然采取了相当积极的预防措施，但苏州城内的清军就不一定了。清军向来就不重视公共卫生，每次占领一城之后，萧云贵和洪韵儿都看到过城内又脏又乱的场面，随处可见的牲口粪便，人们在河道里随意倾倒粪便垃圾，城内蚊蝇鼠蚁肆虐，太平军甚至专门组织城内的老弱病残妇孺来清理城内的垃圾。
萧云贵就曾今下令让女馆在南京就开展过消灭老鼠的行动，每天每个女兵必须上缴老鼠五只。对此洪韵儿曾今强烈抗议过，谁都知道女子似乎天生对这种毛茸茸的啮齿动物感到恐惧，萧云贵这厮如此安排是相当变态和不人道的。但萧云贵坚决的顶了回去，男兵要干重活，还要出队打战，搞卫生这种事当然只有靠女营了啊。结果就是南京城内随处可以听到女子娇声尖叫，那些广西的大脚蛮婆还好些，广西蛇虫鼠蚁很多，也见得惯了，但却苦了洪韵儿、李璇玑这些文雅女子。不过成效也很好，大战后的南京城没有爆发大的瘟疫，同时也锻炼了某些胆小的女兵，而某人则为偷偷整了自己的对头一次而感到高兴。
可现在的苏州城内的清军统帅许乃钊、张国梁却没有功夫进行卫生清理，其实早在几场恶战下来，瘟疫的隐患就埋藏了下来。战死的清军尸首、太平军战死在城头的尸首、反抗清军被杀百姓的尸首，被随意丢弃在城下，护城河的水和城内许多河水、井水都有联系，加上天气炎热，尸气发涨，恶臭冲天，一场大水过来，不但没有冲刷掉这些病魔，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
水退之后的第二天开始，城内的军民百姓们就开始出现腹泻的人，这些人又随地便溺，更加剧了瘟疫的传染，短短两日内，仅清军就病倒了一千余人，百姓中间更是高达万人染病，染病之人都是呕吐、腹泻不止，短时间内便会无力，一场凶猛的瘟疫毫不留情的驾临这座被围的孤城。
凡事有好有坏，虽然靠着一场大水暂时延缓了太平军的攻势，但许乃钊、张国梁却没想到城内会爆发瘟疫，城内药品、石灰等物资匮乏，难以控制疫情，覆灭的厄运似乎已经降临了。但张国梁不肯坐以待毙，他挑选了十余名身强力壮之士，扮成逃难的百姓在天黑之后缒城而出，打算逃出去向上海、杭州甚至是江北大营的清军求援。
可惜张国梁派出的信使被巡哨的陈玉成逮住，送到左宗棠跟前，花了一番功夫撬开这些信使的嘴巴后，左宗棠非常担心。他倒不是担心清军的援兵，而是担心这场瘟疫。左宗棠乃当世名士，他非常清楚瘟疫的后果，要是没有好的控制办法，甚至苏州城一城人口全部死干净也不是不可能。到时候太平军就算夺取了苏州也得不偿失，甚至还会引火烧身，假如瘟疫在军中流行起来，只怕整支军队都会失去战斗力。左宗棠得到几个清军探子的口供后，马上向萧云贵和洪韵儿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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