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联军加强了守卫，虽然蒙托邦认为除非对面的清军将领是个疯子，否则他不会下令让手下士兵在如此黑夜，走过数道堑壕和泥泞的道路前来夜袭联军刚刚占领的炮台，但私下里蒙托邦还是让手下士兵加强了戒备和守御。
半夜时分，清军真的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夜袭，但被法军击退，蒙托邦将军的美梦被吵醒后，大声咒骂清军将领真是个疯子！好在清军见敌方有所准备，很快退了回去。
下午休战结束后，蒙托邦准备继续进攻的，可格兰特建议休息一晚，最后法军统帅很不愉快的接受了这个建议。而联军医生们为一些挂花的被俘清兵治伤，但这些不幸的人在接受初步处置后，随即把绷带除去。
在处理这些俘虏上，联军的将军们伤透了脑筋，最后他们决定把俘虏交给荣禄所部的清国盟军处理，后来联军得知这些俘虏都被他们的清国盟军残忍的砍掉了脑袋，然后悬挂在军粮城的城头！事后联军军医斯卡塔诺和医护人员全体抗议这种暴行，但于事无补，清国盟友声称他们是在执行本国的律法，仅此而已！
第二天清晨六点，联军开始准备进攻主炮台。但是，当联军靠近的时候，主炮台上一片寂静。格兰特将军派巴夏礼打着白旗前去喊话，叫对方缴械投降。
但只得到一位清国军官的一阵咒骂：“不过就3个炮台陷落罢了，还有2个固若金汤呢。我们将像前面炮台那样要坚决保卫这里！”
格兰特和柯利诺协商攻打方案，可是，就在格兰特调动英军炮兵之时，法军等不及，竟没有进行炮火准备，就向沿河涌去，冲向炮台。
对强攻的情形，德洛尔这样描述道：“法军迈开赛跑般步伐，向随时能发出弹片将他们击倒的炮台冲去。海军陆战队率先冲过第一道壕沟，强击步兵匍匐越过横跨壕沟的梯子，越过第二道壕沟，他们便冲到第三道、即最后一道壕沟。就在跨越之时，强击兵们从墙垛之间看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刺刀，原来他们已经从朝向白河的炮台入口冲了进去。他们试图放下吊桥，可是大门打不开。凭借战友递给的粗绳，他们飞速爬上炮台，只见墙后4000清兵跪着求饶。”
其实，主炮台守兵未作任何抵抗，全都把枪扔在地上或架起来。他们集中在炮台一角，不出声地等着，有的坐在地上不动，有的像是在哀求。
这便是柯利诺将军及海军陆战队所见的出人意料的一幕，英军上下瞠目结舌。接着，蒙托邦和格兰特两主帅进入炮台，并问清兵俘虏他们的首领在何处。俘虏们回答“不知道”。但三个无明显特征的清兵上前解释说，他们的都统，也就是直隶提督乐善，已在前一个炮台交战中阵亡，故部下丧失斗志，不能再战了。
而守卫主炮台的将领在接到僧格林沁的将令后主动率领主力后撤，留下他们准备进行抵抗。但他们已经没有了斗志，对留下来守卫的军官命令拒不执行，最后他们选择了等待被俘虏。
三人还说，三座炮台陷落，任何抗击都徒劳无益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新来的彭玉麟将军建议僧王后撤，于是昨晚他们派少数部队骚扰了一下联军之后，就主动后撤了。他们乞求放一条生路，以便能回家务农。
格兰特松了口气，蒙托邦则涨红了脸，蒙托邦将军认为就是英国人的保守放走了敌人，而英国人则庆幸敌人后撤，联军不废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噩梦中的要塞。
俘虏实际有四千余人，该怎么办呢？令战俘万分惊讶的是，他们被允许从容离开。杜潘上校曾指责这种宽大做法，认为是个“错误”，担心这些人回到僧格林沁军中，又将会在以后的交战中与他们遭遇。而布隆戴尔将军，在对华“远征”正式报告中，则肯定了这一做法。他指出：“出于人道而采取的这种措施，确实有一个弊端，即他们将被敌人再度利用，与我们作战。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因严重缺粮，对这些丧失抵抗能力的俘虏已无别的选择，要么放了他们，要么杀了他们。”
最后，这些俘虏却没有获得自由，他们在荣禄的强烈要求下，被联军移交给了军粮城的清国盟军，然后荣禄下令杀掉当中的军官，普通士兵则被迫编入他的军队中，于是联军可喜的发现他们清国盟友的军队达到了九千多人。
在炮台内，英兵发现一些大口径的大炮，上面刻有英文“Moore-Woolwich”（摩尔.伍尔维奇）字样。原来是去年英国海军败阵时丢下的，这些大炮后来被编入了英军炮兵使用。
巴夏礼和罗亨利遵照英军主帅命令，举着白旗马上去到最后一座炮台谈判。法军三名军官：康普农少校、柯利诺将军副官昂德库和科尔斯，请求陪同前往。一到右岸，联军代表先遇见一位姓王的中国通译。这位年轻官员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在美国驻上海使团受训，后赴英美游历。1856年和谈时，他曾是协助威妥玛的中方译员之一。
巴夏礼认识他，却粗暴而咄咄逼人地对待他，声称对方最好下令让最后一座炮台的清军投降，连同大炮及兵械库，统统投降，没有丝毫的条件开出，而是命令式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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