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步骘、朱然等人的担忧，孙权很不以为然，他说：“我待蜀国不薄，没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怎么会这样呢？司马懿上一次入侵，不过10天就退军了，蜀国千里迢迢，怎么可能及时得到消息而出兵支援我们？人家治国，修理城池、打造战具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这边也在治军，难道说我们也是为了攻打蜀国吗？我以身家性命向诸位担保，蜀国不会背盟。”
一个大脑如此清醒、政治眼光如此敏锐的人同时又正在导演一场在日后传统史家看来昏庸至极的“二宫构争”，这种反差难道仅仅是个偶然吗？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二宫构争”是孙权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一手导演的。和历史上诸多因为昏庸而导致储位之争的皇帝不同，孙权挑起这场“二宫构争”是因为他的圣明。虽然史书一再回避孙权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所担任的总导演、总策划的角色，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蛛丝马迹。
实际上，早在孙登时期，孙权就有意制造一场“二宫构争”。孙权最初为这场“构争”设定的主角是太子孙登和三儿子孙和，但是孙登在赤乌四年的突然去世打乱了孙权的原定计划。
韦曜编著的吴国官方史书《吴书》记载：“（孙登）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这个记载相当可疑。历史上不是没有主动让贤的太子，光武帝刘秀的长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后来被传统史书传为千古美谈。《三国志？吴书？孙登传》将孙登塑造成了古往今来，做太子做得最好的第一人，在品行上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他会有让位之心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一条本来可以进一步拔高孙登的光辉形象的记载却没有被陈寿所采纳而放进《三国志》里，陈寿的用意值得我们深思。
更荒谬的是，孙登年长自己的三弟孙和整整15岁，在这么大的年龄差距之下（古人早育，这样的差距已经是父子之间的年龄差距了），孙登却有待孙和如兄长的举动，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只能有一个解释：孙登的让位之心另有蹊跷。
另外一些迹象也显示出了孙登的太子之位的不稳固。在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下，子以母贵，母以子荣；太子只能从皇后的儿子们中间选择；儿子做了太子，母亲也自然应当升任皇后。但是孙登做了整整21年太子，孙权却坚决不立其母徐夫人为后，尤其是到了后期，孙权竟然想立没有儿子的步夫人为皇后。立太子却不立皇后，这就暗示着：太子的位子仍然存在变数。在暗示孙登太子之位不稳固的同时，孙权还在暗示谁会成为太子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他对三儿子孙和的宠爱过度，超出了其余所有的皇子，同样也超出了太子孙登。与此同时，孙权还刻意宠爱孙和的生母王夫人。
日后孙和做太子，孙权立刻立其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可没有这样的好运），并对他“宠爱崇特，与和无殊”，这样的景象和孙登为太子的时候，孙权过分宠爱孙和如出一辙。孙和之母王夫人受到孙权的宠爱，仅次于步夫人，但是孙和为太子的时候，步夫人已经去世，孙权却仍然不愿意立王夫人为皇后，而且对王夫人的宠爱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也和孙登之母不得立为皇后的情形如出一辙。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权在第三次立太子的时候，前脚刚刚册立了幼子孙亮，后脚就将孙亮之母潘夫人册封为皇后。同时，还将其余二子分封到地方为王，彻底确定了他们的名分，堵死他们对储位的觊觎之心。
孙登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在去世之前，他已经预感到了储位之争灾难的来临，为了避免这场手足相残的悲剧，他有意主动让位给兄弟孙和，这是孙登的良苦用心。只可惜，他不了解他的父亲孙权的另一种良苦用心。
“二宫构争案”这场由孙权一手导演的阴谋所针对的，是东吴集团内部日益强大的江东世族势力。这一点还可以从孙权为此案设计的最后的结局中得到明确印证：孙权有选择性地在太子党和鲁王党中对朝臣们进行清洗。被处死或流放的陆逊、顾谭、朱据等人全是江东世族的代表、吴四姓的家族掌门之人，他们的倒台意味着他们各自代表的家族的没落，也代表着江东世族完全退出了东吴的统治秩序的核心。
但是，孙权这样处心积虑的安排在消除了来自江东世族对皇权的威胁的同时，却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
太元二年，孙权病重，召诸葛恪等人嘱咐托孤后事。孙权在托孤大臣的选择上又一次体现出了他的良苦用心。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诸葛恪作为首辅，其身份是流寓士族第二代；中书令孙弘是孙权晚年的心腹，参与了“二宫构争”案的全部策划；会稽太守滕胤出身江北流寓士族，“尚公主”，与孙氏有姻亲关系；将军吕据也是流寓士族第二代，其父吕范是孙氏家臣；侍中孙峻是孙氏宗族。
这是一个以流寓士族为主体，辅以心腹和宗族势力的托孤班子。在孙权看来，以流寓士族为主体可以防止皇权旁落，而辅以心腹宗族，则是给皇权的集中再加上了一个保险。这样的组合虽然谈不上固若金汤，但其稳定的性能无疑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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